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南守住风险底线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

　　摘要：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发表署名文章《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易纲在文章中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要围绕党的二十大确立的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具体包括：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维护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落实金融机构及股东的主体责任，提升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党的二十大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一方面，国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另一方面，国内疫情发生频次有所增多，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为了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考验，我们应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持续推动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机制，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维护金融稳定安全发展大局，为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密切关注各类金融风险隐患点

　　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虽然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券违约风险等局部性风险不容小觑。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工作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为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批紧迫性、全局性的突出风险点得到有效处置，金融脱实向虚、盲目扩张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发挥了金融体系稳定“压舱石”的关键作用。

　　(一)房地产金融风险。房地产业关联很多上下游行业，其良性循环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调整，房地产市场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需求端疲软，居民消费意愿下降，捂紧钱袋子，商品房销售额降幅明显；另一方面，在供给端，开发商资金紧张，个别楼盘交付延期。11月11日，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共同发布《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银发〔2022〕254号)，涉及开发贷、信托贷款、并购贷、保交楼、房企纾困、贷款展期、租赁融资、个人房贷和征信等方面共16条措施。这是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在房企规模性出险一年多来，首次就房地产金融问题出台专门性文件，被称为“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在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从我国房地产金融形势来看，房地产金融风险依旧是监管的重点，其中的风险点需要充分关注。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拓宽了金融业务的渠道，但并未改变金融行业的本质、基本的业务模式和风险特征。金融活动的本质是资源配置，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将募集的资金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在满足人们需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引发风险。据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数据显示，近几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完成，近5000家网贷(P2P)机构已经全部停业；境内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得以遏制，中国境内比特币交易量在全球占比大幅下降。互联网平台垄断导致的金融风险传染性、涉众性和溢出效应更强，网络数据信息安全风险更加突出，混业经营特征更加明显，风险扩散速度更快，需要密切关注以科技之名逃避金融监管的问题。

　　(三)非法集资等金融乱象引发风险。金融乱象包括非法集资、非法融资、非法吸收存款、违法违规套利、金融诈骗等严重干扰金融市场正常秩序的行为。还有一些违法机构打着“高大上”旗号，设计出花样百出的庞氏骗局，增加了金融风险隐患，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债务人财产权益。据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数据显示，过去5年累计立案查处非法集资案件2.5万起，并深入推进“伪金交所”专项整治工作，消除监管真空，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数量、业务规模和涉众人数均大幅压降，风险明显收敛。

　　(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违规举债、变相举债形成了大量没有纳入限额管理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透明性导致难以估计其具体规模，成为潜在风险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带来的经济后果从来不局限于其本身，关键在于与多方位风险的联动。其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之间由于关联性，形成了螺旋效应，极易牵一发而动全身。5月13日，银保监会发文鼓励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城市建设和治理，但同时强调，严禁银行保险机构配合地方政府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遏制增量，化解存量”成为这一轮化债的思路。

　　(五)影子银行风险。影子银行风险主要在于期限错配造成的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之间的高度关联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目前，按照“防风险、治乱象、补短板”的要求，监管部门出台资管新规及配套实施细则，统一资管产品监管标准，重点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和交叉性金融产品。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置不良资产2.14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929亿元。银行保险机构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61.7%。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超29万亿元。

　　(六)其他金融风险。例如，融资结构不均衡引发的金融风险。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较小，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缺少分散风险的合理金融结构。又如，外部冲击风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美国的货币政策再一次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缺陷。美国的货币政策更加偏向国内经济目标，而不会考虑对外目标。不论是推出还是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都会引起美元汇率大起大落，其他经济体都会受到汇率波动和资本非正常流动带来的冲击。

　　以“五度”改革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金融的供给体系无法满足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金融体系大而不强、融资结构不均衡等问题。笔者建议以“五度”改革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基本底线。

　　(一)“宽度”改革：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一是要深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拓宽直接融资入口。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也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核心举措。在全市场稳步推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全面带动发行、上市、交易、持续监管等基础制度改革，督促各方归位尽责，使市场定价机制更加有效，真正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发展。二是要健全中国特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直接融资包容性。形成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化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服务的普惠性。三是要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更好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的示范作用，引领更多企业利用直接融资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我国融资结构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信贷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70%。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稳定宏观杠杆率，更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二)“广度”改革：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真正决定主权货币价值和国际化水平的是综合国力，我国经济稳定、高质量增长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一是需要培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微观经济主体，重点是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顺应需求和 “水到渠成”为原则，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深化对外货币合作。二是坚定不移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进一步健全跨境资金流动的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好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三是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支持体系和基础设施安排。未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需要培育市场习惯和行为，努力实现哪里有人民币，哪里就有CIPS的服务，发挥CIPS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基础设施作用。另外，数字人民币有助于完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能够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提高跨境支付效率、减少障碍。

　　(三)“深度”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发表署名文章《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易纲在文章中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要围绕党的二十大确立的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具体包括：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维护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落实金融机构及股东的主体责任，提升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目标是建立有助于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中央银行体制机制，管好货币总闸门，提供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服务，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外部溢出效应，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治理格局。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必须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切实履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责任。健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应对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和金融风险跨机构跨市场传染，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使微观审慎监管不留空白。

　　(四)“温度”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商业银行分散经营风险的重要途径。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各有定位、各司其职、相得益彰。从商业银行现状看，虽然业务不良率有所控制，但仍然面临反弹压力，尤其在防控重大风险上面临挑战。事实上，普惠金融天然具有分散风险的优势。以小微金融为例，一方面，小微业务笔均金额较小，不易形成风险集聚；另一方面，小微业务客群分散，操作灵活，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同时，即便出现逾期或不良贷款，放款主体不仅可以依靠技术手段进行精准催收，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进行批量处理。此外，“收益覆盖成本”的风控理念，能够使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更为灵活且富有韧性。

　　在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参与普惠金融的同时，基于风险防控的角度，必须理清两类业务之间的界限和分工，建立有效的“防火墙”，这也是加强金融监管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必要条件；农商行应找准符合自身的差异化定位，确立经营重点，满足“三农”和中小企业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的业务需要，将业务“做小做散”，降低贷款集中度和户均贷款规模；政策性银行以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要等为业务价值，主要作用是弥补部分领域的市场失灵，做商业银行不愿做、做不到和做不好的事情，而不应混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此外，利用好金融科技在推动普惠金融中的积极作用。金融科技的兴起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越是在传统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备的地区，金融科技发挥作用的空间就越大。

　　(五)“强度”改革：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一是加强金融法治建设，重点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严格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二是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个别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不善出现的风险问题，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妥善处理好自身的债务问题；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三是强化能力建设，加强金融监管干部队伍建设，培养一批科技驱动型金融监管人才。科技变革正在改变金融的交易规则，与此同时，新型金融风险不断涌现，这就需要将科技手段用于金融监管中，提升监管的效率和能力，减少监管“盲区”，降低监管成本。四是治理金融监管干部队伍中的腐败问题。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金融反腐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一环。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原标题：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南守住风险底线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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