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适配性和综合性

　　□ 以可得性、适配性、综合性为代表的“三性”是衡量金融服务效能的重要维度。“十五五”期间，金融机构应转变发展理念，以客户真实需求为导向，通过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适配性与综合性，最终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形成共生共荣的新格局

　　□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旨在让各类经营主体都能便捷获取基础金融服务。破解金融服务可得性难题需要从创新服务模式、优化产品设计、丰富数字渠道和完善信息披露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

　　□ 金融服务的适配性是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破解金融服务适配性难题要求金融机构从企业真实财务需求、治理需求、风险需求、运营需求出发，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 金融服务的综合性是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加强合作，更好满足企业多元综合金融需求的能力。提升金融服务综合性亟需金融机构在现有分业监管的要求下，加大合作，探索大项目联合服务、园区金融共同体等机制，更好满足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需求

　　“十四五”期间我国金融机构以做好“五篇大文章”为导向，持续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银行业和保险业通过多元融资渠道累计为实体经济提供新增资金170万亿元，交易所市场股债融资总额达到57.5万亿元，直接融资占比提升至31.6%，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然而，从企业主体的实际感受来看，当前科技型企业、中小企业还面临金融资源可得性不高、金融产品适配性不强、金融服务综合性不足等问题。“十五五”时期，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能还需从企业主体真实的财务需求出发，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回归本源、专注主业，通过加强合作来切实满足企业财务结构优化、业务规模扩张及企业竞争力提升等多元需求，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一、以“三性”为抓手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

　　以可得性、适配性、综合性为代表的“三性”是衡量金融服务效能的重要维度。“十五五”期间，金融机构亟须转变发展理念，以客户真实需求为导向，通过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适配性与综合性，最终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形成共生共荣的新格局。

　　（一）可得性、适配性和综合性是衡量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的重要维度

　　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市场，金融市场通过产品设计、资产定价和交易撮合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助力企业降低综合成本，整合优化资源、从而提升整体市场竞争力。具体来看，可得性主要包括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与触达效率，直接决定了企业能否在关键时刻“找得到、用得上”金融支持。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我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已突破36万亿元，但仍有不少初创企业和县域企业面临融资渠道不畅、审批流程长、准入门槛高等困难。

　　适配性主要反映金融工具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基础金融产品创新和供给，但科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短资长用、股债资金混淆等问题，现有金融产品难以匹配与企业灵活的资金需求。

　　综合性反映金融体系满足企业多元综合金融需求的能力。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与业务复杂化，单一类型的金融服务已难以满足其多元化、跨周期、全链条的需求。从跨境融资到并购重组，从绿色金融到供应链统筹，提供一体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正成为衡量金融服务效能的重要标尺。

　　（二）以可得性、适配性、综合性构建与企业全生命周期相匹配的现代金融生态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适配性与综合性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支撑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生态体系。其中，可得性是金融服务的基础，决定了企业能否获得金融支持。适配性是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金融机构要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提供动态匹配的解决方案。综合性是金融服务能力的集成体现。近年来，一些企业在推进海外并购、产业升级过程中，往往需要组合运用银团贷款、债券发行、股权投资、风险管理等多种工具，对金融机构的跨市场、跨领域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三）金融机构亟须转变理念，真正做到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过去，在单一业务导向或盈利导向下，金融机构普遍存在“有业务就做”的惯性思维，虽在短期内做大了业务规模，但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带病闯关”、违规信贷等问题。以房地产为例，尽管近年来行业整体杠杆水平逐步回落，但2024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维持在75%以上，显著高于国际同业水平。这种高杠杆运营模式的背后，与金融机构过度追求业务规模、忽略企业财务结构和融资需求的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十五五”期间，金融机构亟须加快转变发展理念，以强化专业能力为基础，从企业真实的财务结构优化、公司治理完善、风险管理提升和经营战略实施等多维度出发，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解决方案。只有将业务拓展与企业长期发展需求、国家战略导向紧密结合，才能真正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性。

　　二、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旨在让各类经营主体都能便捷获取基础金融服务。具体来看，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包括了融资渠道覆盖面、金融服务的可及性、融资成本及金融服务的易得易解程度等。其中，融资渠道的覆盖面直接反映经营主体能不能找到金融服务；可及性反映经营主体能不能够得着金融服务；融资成本反映企业能不能承受得起金融服务；易得易解程度反映金融服务的数字化、便利化水平以及金融信息的透明公开程度。

　　（一）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普惠金融供给，但整体来看，各类企业在获取金融资源方面仍面临不少障碍

　　一是金融服务覆盖面仍显不足。从区域分布看，虽然县域银行机构已实现全覆盖，但普惠金融资源在东西部地区分布不均。根据央行《2024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浙江、广东、江苏等东部省份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占比显著高于西部。从企业规模看，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已突破6000万户，但2025年三季度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仅占信贷总额的13.3%，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不相匹配。

　　二是隐形门槛与综合成本较高。2025年6月，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下行至3.48%，但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来看，除了贷款利率，还需承担抵押费、担保费、评估费、公证费及中介服务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导致综合融资成本可能比名义利率高出2至3个百分点。此外，部分地区的助贷市场还存在“双融担”“捆绑会员费”等不规范现象，变相抬高融资成本。尽管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持续提升，但对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要求仍相对较高，未盈利企业、传统企业及中小企业在获取资本市场服务方面仍较为困难。

　　三是金融服务的易解性不强。当前，居民及企业在理解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信息上还面临一些障碍。一方面，外贸、商品类中小企业对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管理需求迫切，但目前金融衍生品类产品合同条款冗长、专业术语密集，导致企业理解难度大，难以有效运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科技企业投资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然而，个人投资者在理解科技型企业的技术路径、专利价值等内容时还存在较高的专业壁垒。金融服务的易解性及金融产品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亟待进一步提升。

　　四是金融服务的主动选择性不足，企业更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在金融服务供给可得性整体受限的背景下，当前多数中小企业只能被动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标准化或同质化产品，缺乏主动选择的空间。尤其是初创型、技术型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合适的固定资产抵押物，在发展早期很难获得动产融资资源，不得不以高成本的民间借贷作为补充公司运营资金的重要来源，加重了企业财务负担。

　　（二）破解金融服务可得性难题需要从创新服务模式、优化产品设计、丰富数字渠道和完善信息披露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

　　一是鼓励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加快组建面向企业的公共金融服务平台。针对当前企业普遍面临的“服务难”问题，应鼓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税务、工商、电力、海关等部门的涉企数据，建立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库，为金融机构提供企业客户数据支持。同时，打造集信息汇集、产品展示、融资对接、咨询辅导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引导银行、证券、保险、担保、创投等多类型金融机构入驻并共享服务资源；开设免费财务咨询端口，为企业提供财务结构评估、融资需求梳理等服务，帮助企业明确金融需求并匹配合适产品。地方政府要积极鼓励地方金融机构从当地产业或企业特色需求出发创设具有地方特色的金融服务。可借鉴台州针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创新信贷模式，在农业、物流大县推广“冷链贷”“养殖贷”等特色金融产品，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二是加大金融产品的创新供给力度，降低小微企业获得金融资源的门槛和成本。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拼单制”“分仓制”等金融服务，将产业链上多家中小企业的融资或避险需求整合打包，为产业链上多家出口企业提供“联合锁汇”服务，通过将分散的外汇避险需求集中操作，显著降低单笔交易成本和资金门槛。对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较大的制造企业，可以探索“组团避险”模式，通过集体议价和风险分担，让中小企业也能享受到以往只向大企业提供的价格风险管理服务。针对隐形成本问题，银行机构要加快转变对中小企业信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要求，清理不必要的抵押、评估、公证等第三方费用，从信用资产、家族治理、水表电表用量等方面创新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体系。

　　三是进一步丰富线上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的易得性。要鼓励银行机构聚焦企业实际需求，打破传统信贷冗长的审批环节，全面推行“一次提交、在线核验”的极简审批模式，并积极探索“一键续贷”“无还本续贷”等自动化服务，最大限度减少企业操作负担与资金周转压力。针对县域及边远地区，要重点推进移动端服务下沉，推出语音导航、视频指导等适配功能，降低农村经营主体、老年人的使用门槛，同时保留线下网点提供线下支持服务。积极推动金融服务与企业日常经营场景深度融合，加大与电商平台、供应链管理系统对接，基于真实交易订单自动核定授信额度，实现一键申请、实时放款，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提升服务效率。

　　四是优化金融产品信息披露，提升企业和居民对金融服务的易解性。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产品的易理解程度，通过建立标准化的信息披露模板，将产品利率、手续费、担保费、逾期罚息等所有费用以结构化表格形式清晰呈现，并统一折算为年化综合成本，让企业直观了解真实成本。对于复杂的跨境金融、汇率对冲等产品，要简化合同条款，用流程图展示操作步骤。同时，配套开展常态化金融知识普及，通过线上直播、图文手册等形式，用通俗语言讲解金融产品知识和使用技巧，并为中小企业配备专属解读专员，尤其是在企业接触创新产品时，提供从理解到操作的全程指导，切实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与安全性。

　　三、解决四大错配难题，提升金融服务的适配性

　　金融服务的适配性是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金融机构要立足企业真实的财务需求，贯穿其成长的全生命周期，系统梳理不同阶段对各类资金的差异化需求，提升金融产品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

　　（一）当前我国企业在获取金融服务过程中面临四大结构性错配难题

　　一是期限错配问题。当前，企业长期资金不足用短期资金填补、投资性资金不足用流动性资金补充的现象较为普遍。许多制造业企业亟需中长期资金用于推进设备更新、技术升级和产能扩张，但金融市场融资供给仍以短期资金为主。银行信贷中1年期以内的短期信贷占比约26%，同时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流动负债在总负债中占比接近30%。这种“短钱长用”“借新还旧”等行为，不仅推高了企业的财务成本，也加大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二是股债错配问题。高风险、高成长属性的科技初创企业对股权融资需求迫切，但在实践中部分股权投资基金为了规避风险，往往通过附带苛刻对赌协议、业绩承诺、保底收益回购条款等形式进行投资，导致股权投资产品异化为“明股实债”产品。例如，部分芯片企业经历多次股权融资后，累积了数亿元对赌或有负债，这种“刚性回报”要求令企业陷入“达标保股权、不达标背债务”的两难困境，背离了股权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本质。

　　三是风险错配问题。企业面临的价格波动风险与现有风险管理工具之间存在明显脱节。以外贸加工企业为例，其净利润率普遍维持在3%至5%左右，汇率一旦出现较大波动，就可能侵蚀全部利润。但是，目前金融市场提供的汇率风险对冲产品选择有限，部分机构提供的衍生工具还存在杠杆过高、结构复杂等问题，不仅难以帮助企业有效对冲风险，反而可能演变为投机工具，进一步加剧企业经营波动。这种“不会用、不敢用”的困境，迫使大量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占用更多流动资金的方式应对风险，这既降低了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又加剧了企业盈利波动风险。

　　四是方式错配问题。中小微企业经营规模小、资金周转快，天然需要“小额、高频、短期”的灵活融资支持。然而，传统金融机构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考虑，仍以“大额、低频、长期”的标准化产品为主，难以匹配企业灵活用资的需求。另外，从企业发展周期看，金融机构往往习惯于在经济上行期过度扩张信贷，而在经济下行期过度收缩，与企业真实融资需求周期形成错配。从企业主体感受来看，金融服务更多是“锦上添花”，很难做到“雪中送炭”。

　　（二）金融机构需以企业真实需求为纲，破解金融服务适配性难题

　　一要着力解决企业长期资金供给不足难题，优化企业股债结构。要鼓励商业银行打破传统抵押融资思维，针对企业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绿色转型等长期投入，提供“技改专项贷”等中长期信贷资金支持；针对轻资产科创企业，要运用投贷联动模式，以“贷款+期权”“贷款+直投”等方式，用债权资金支持当下运营，以股权期权分享未来成长，有效补充企业资本金。支持证券公司积极发展科创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等创新债务融资工具，通过设置与减排成效、研发里程碑等挂钩的弹性条款，引导更多社会资金加大对实体企业的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发挥中长期资金优势，通过参与私募股权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加大对硬科技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推动股权投资机构建立与科技创新内在规律相适应的长期考核评价体系，弱化短期收益导向的考核，通过导入技术资源、市场渠道和管理经验，为企业提供“资金+资源”的双重支持。

　　二要着力解决企业应收应付账款票据化难题，优化产业链内部结算机制。当前，应收应付账款对企业现金流的占用比例较大，金融机构可针对这一痛点加大产品创新，助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和现金流。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加快探索基于真实贸易背景的应收账款票据化，利用供应链票据可拆分、可流转的优势，将核心企业的信用资源沿产业链上下游逐级传导，让上游中小供应商能够凭借票据进行融资或支付，有效缓解资金占用压力。在此基础上，加速推进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可将产业链上分散、小额的应收账款打包成标准化、可在市场上交易的ABS产品，为企业开辟低成本、高效率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针对闭环产业链的轧差结算创新服务。例如，在汽车、装备制造等上下游协作紧密的产业链中，可由主办银行或金融科技平台牵头，为链上多家存在交叉往来账务的企业提供多边净额轧差结算服务，将频繁的总额结算转化为定期的净额结算，减少资金占用规模，提升产业链整体资金运转效率。

　　三要着力解决企业风险管理难题，优化资金使用效率。金融机构要积极推动风险管理工具场景化应用，让中小企业既能用得起，也能用得好。针对广大进出口企业对汇率波动的焦虑，银行可打造标准化、低门槛的“汇率避险套餐”，通过远期结售汇与简单期权的灵活组合，设计封顶价、区间保值等多种匹配方案；对于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较大的制造业企业，期货公司可以设计符合其实际产销规模的“含权贸易”或“套保工具包”，将套期保值功能嵌入采购、销售合同中，实现风险管理与生产经营的无缝衔接。

　　四、强化金融机构之间协作，提升金融服务的综合性

　　金融服务的综合性是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加强合作，更好满足企业多元综合金融需求的能力。受分业经营限制，当前单一金融机构难以为企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亟须通过加强合作来打通金融服务的全业务链。

　　（一）当前金融机构还难以满足企业多元化的综合金融需求

　　近年来，随着企业经营业态不断创新，其金融需求已从传统单一的融资服务，转变为集资产评估、风险投资、多元融资、并购重组、战略咨询及技术转化于一体的综合化服务。然而，当前金融机构对企业主体综合金融需求的响应明显不足，这一方面与金融监管体制相关，在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单一金融机构难以跨界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需对接不同类型机构，面临重复尽职调查、多头申报、信息割裂等问题。

　　另一方面与金融机构之间协作不足直接相关。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各扫门前雪”，缺乏服务大项目、大企业的跨界协同合作机制。尤其是在处理破产企业时，各方基于自身利益行动，缺乏统一重组方案，反而可能加速企业资金链断裂。

　　（二）金融机构亟须加强全面合作，破解金融服务综合性难题

　　一是建立大型项目金融服务联合体机制，提升复杂项目的统筹服务能力。针对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工程、跨国并购、产业链整合等大型项目，建议在项目筹备阶段即以牵头银行或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核心，联合证券公司、保险机构等组建金融服务联合体。在项目初期同步规划银团贷款、项目收益债、权益性融资及汇率利率风险管理等一揽子方案。在项目周期内实施“统一服务窗口、并行审批流程、共享尽调成果”的协同机制，有效避免企业多头沟通、资料重复提交，提升融资效率。

　　二是推广“园区金融共同体”模式，实现区域化综合服务下沉。建议在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等产业聚集区，试点“一个园区+一家主银行+一家主券商+一只产业基金”的服务模式。主银行负责提供基础信贷、结算和供应链金融；主证券公司专注对接资本市场，提供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服务；产业基金则进行早期投资和产业链孵化。园区管委会则作为协调枢纽，搭建统一的企业信息共享平台，定期组织银企对接会、上市辅导会、政策解读会，学习借鉴苏州工业园区“苗圃计划”经验，推动各类机构在园区内形成常态化协作机制。

　　三是前置设立债务委员会，推动债务风险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管理。对于融资规模较大的项目以及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建议在项目启动初期即组建由主要债权银行、债券承销商及投资方组成的常设债务委员会。委员会应建立季度联席会议机制，动态共享企业现金流、债务到期安排及经营风险信息，协同制定债务结构优化与展期置换预案。同时，构建涵盖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等指标的动态预警体系，一旦触发阈值即启动联合干预，从源头上防范单一企业引发行业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是积极创新跨机构合作产品，将成熟模式从单一领域向多元场景拓展。经过十年实践，“保险+期货”模式已为740万户次农户提供超2000亿元风险保障，这一经验可拓展至更多领域。例如，针对科技企业可设计“研发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股权直投”组合；针对供应链核心企业可推出“应收账款质押+信用保险+资产证券化”套餐；针对绿色转型企业可提供“转型金融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碳咨询服务”综合方案；针对能源保障企业可开发“储能项目信贷+碳配额质押+差价合约”工具包。通过标准化、模块化的产品组合，降低综合服务设计成本，让金融机构跨界合作产品在具体业务场景中落地生根。

　　（杨成长系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龚芳系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陆铭俊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原标题：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适配性和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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