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全球统一行动

　　坚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旋律，不过气候变化、疫情、地缘政治等事件带来全球性挑战。联合国今年的一份报告称，可持续发展目标已受到危及，我们该如何应对？在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企业践行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具体应从哪几方面入手？

　　围绕相关问题，新京报贝壳财经近日对话了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陈诗一。他长期从事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中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等领域研究，并主持可持续发展智库研究团队。

　　陈诗一表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全球统一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来看，气候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无序碳排放造成的，应该拿出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COP27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于11月召开，期待各方全面落实气候行动，把已提出的目标转化为有效的政策、具体的项目，而不是空喊口号。

　　谈到企业践行可持续绿色发展时，他表示，企业应为发展中不良环境行为“买单”，或通过改造升级绿色技术、开发绿色产品等方式减少排放，或将环境成本内部化。

　　期待各方全面落实气候行动

　　新京报贝壳财经：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目标和ESG是各大会议的焦点，应如何准确理解二者的联系，二者的内核之于社会有怎样的意义？“ESG主要适用于企业和工商界，可持续发展目标适用范围更大。”这么说是否准确？

　　陈诗一：“可持续发展”相比“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是更宽泛的概念，它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上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期，不过一定程度是以资源消耗为代价；到70年代时出现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于是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15年联合国又把可持续发展细化为17个具体的目标，有无贫穷、零饥饿、减少不平等、优质教育等，与能源环境相关的目标包括气候行动、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等。

　　ESG概念前身是CSR(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概念形成的时间差不多。随着企业快速发展，很多学者意识到企业不仅要追求自身利润，同时也要有社会责任和义务。大概在上世纪80、90年代，挪威、日本等国的一些企业责任报告中就出现了与环境相关的内容。进入21世纪后，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更加聚焦企业的绿色生产，越来越多地开始说ESG，把环境维度提高到第一位，之后又逐步推移到气候变化、碳相关的信息披露，整体来说是一步步深化和聚焦。ESG的目标受众也更加明晰，就是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同时指标更为量化、均匀、可操作，便于企业投资。

　　新京报贝壳财经：疫情、地缘冲突等多重危机叠加之下，联合国今年的一份报告称，可持续发展目标已受到危及。我们该如何应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COP27会议于11月召开，我们有哪些关切和期待？

　　陈诗一：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容易实现，需要全球统一行动才会有效果。以应对气候变化来看，气候问题其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无序碳排放造成的，理应拿出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比如面对现在更为频发的洪涝灾害、干旱等，许多发展中小国尤其是岛国需要有基础设施来应对极端天气，这些都需要资金。

　　发达国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做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迄今尚未兑现，且不少发达国家现在都抱着“让别人多做一点”的态度。其中，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应对气候变化起步最早的欧洲，受当前经济下行、能源困境等影响显得力不从心，不少欧洲国家今年宣布重启火电；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则还是资源消耗型，从生产部门到生活部门的环保意识都不是很强，近年还在气候变化事务中反复摇摆。

　　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在近几十年间不断加深，从上世纪80年代制定节能战略，到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提出“相对减排”；从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到2020年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二十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上升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一直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进相关工作。

　　对于今年召开的COP27，期待各方全面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和“国家自主贡献”的制度安排，把已提出的目标转化为有效的政策、具体的项目，而不是空喊口号。

　　政府和企业要双向推动，绿色发展才能向前

　　新京报贝壳财经：经济增长压力也会掣肘能源转型的进程，在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二者关系？

　　陈诗一：兼顾环境与发展的问题是个老问题，要处理好当下和长远的关系、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长期目标需要从短期就做起。

　　我们已经从西方工业化的历程中看到，环境破坏型、能源消耗型，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走不通。不过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也要结合实际，既要发展也要安全，“先立后破”是近两年我国明确的能源转型政策，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是基于我国资源禀赋制定的，现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有所优化，但由于煤炭资源多且相对便宜，煤炭消费仍占到近60%，新旧能源要有效衔接，否则很容易出现像今年“水电大省”四川限电的情况。

　　煤炭在我国具有主体能源地位，继续使用的同时要提高清洁综合利用的技术水平。从煤炭开采技术看，当前我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在2020年暑假到国家能源集团内蒙古鄂尔多斯矿区调研，那里的露天煤矿不像很多人传统认知中的一个大坑，而是在上面覆盖了很多植被，变成湿地或公园，种植瓜果蔬菜；煤炭资源同样丰富的陕西榆林，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现在也是植被茂盛。据权威监测数据，近20年间地球变得比以前更绿了，我们是新增地球植被的主要贡献国。

　　煤制油也是我国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和综合利用的有益探索，燃值比石油制油更高，且全透明，具有经济性，可作为特种燃料用于火箭发动。长征七号火箭使用的就是液氧、煤油推进剂，是我国第一型“全绿色”中型火箭。

　　除了提升技术水平，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必须靠国家战略引导理念。市场经济可以灵活地调节引导经济走势，但市场“看不见的手”主要是通过价格引导企业资源流动追逐利润的，也有兼顾不到的地方，比如市场失灵，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之一。政府必须要有战略规划和措施，自上而下地反映到市场，破解负外部性问题。比如给市场一个引导，不做绿色低碳转型就没有前途。

　　新京报贝壳财经：企业践行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具体应从哪几方面入手？

　　陈诗一：政府要自上而下地破解负外部性问题，同时企业也要自下而上地践行绿色发展，双向推动才能向前。近年政策在不断干预，比如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建设碳市场提供配额交易等方式约束企业无序碳排放，将碳减排责任压实到企业，还可以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企业应当为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不良环境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买单”。要么通过改造升级绿色技术、开发绿色产品等方式减少排放；要么把环境成本内部化，把环境绩效纳入到财务绩效中，再做基于成本收益的抉择。环境成本内部化虽然会使企业当期的财务成本增加，但是由此带来的经济收益可以抵消前期对环保的投资，从而达成环境成本内部化与财务绩效的共赢，比如通过投资绿色低碳项目增加正向环境资产。

　　加强企业ESG信息披露是大势所趋

　　新京报贝壳财经：ESG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可以让社会更好地了解企业，近年发布ESG报告的企业也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企业ESG信息披露的趋势？企业对ESG发展的重视程度已经足够高吗，如何进一步提升相关管理水平？

　　陈诗一：企业的投资生产决定要考虑环境维度因素，投资一家企业，也要了解它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可持续，这就需要充分的信息披露，包括企业环境管理信息、碳排放信息、生态环境违法信息等。早前相关部门只要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信息披露，随着全球要求越来越高，企业信息披露还应加强。

　　按照国资委的要求，要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力争到2023年实现相关专项报告披露的“全覆盖”。从这几年看，不少央企国企的环境、可持续指标优于民企，央企披露ESG专项报告将对市场有引领作用。

　　新京报贝壳财经：ESG投资已成为金融市场落实碳中和战略的主要抓手，您如何评价ESG投资现状和成色，还面临哪些挑战，对此您有何建议？

　　陈诗一：ESG投资、绿色投融资、气候投融资等是同一个概念，说法不同，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广义的绿色投融资，就是大家都要秉承绿色发展理念来进行资金配置，资金可以来自国家或市场。例如2020年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正式启动运营，总规模超过800亿元，首期主要投向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政府基金可以视为“种子基金”，可以引导资本参与到绿色金融中来，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产业发展。

　　目前ESG投资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ESG基金、ESG指数等支持绿色项目的金融产品为主。我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已居全球前列，不过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在百万亿级，不同行业、不同技术需要不同的政策，投资的一个关键是要以市场化的价格投向关键节点领域，建立有效的碳价格形成机制很重要。市场中已有许多ESG指数产品，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也推出了“复旦碳价指数”，是根据我国碳市场特征编制的碳交易产品系列价格指数，包括国内首个国际化的可再生能源指数，希望能推动碳市场的活跃度以及与国际碳市场的接轨。同时还推出了碳资产核算、碳资信评价标准，指导企业进行碳资产管理，银行给企业授信时，贷款利率高或低，通过看碳资信评价就一目了然。

（文章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陈诗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全球统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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