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火背后：跨国工人的期望与心酸

　　韩国京畿道华城市AriCell锂电池厂2024年6月24日的致命火灾已导致23人遇难。据韩国方面初步判断，其中有中国公民17人、老挝公民1人、韩国公民5人，另有8人在逃生过程中受伤。最终信息还需官方进一步确认。

　　大火与外籍工人遇难，背后凸显的是韩国劳动力日渐枯竭。韩国对外籍劳动力旺盛的需求，催生了复杂的劳动力供应链和各种隐患。

　　火灾何以发生？

　　致命的大火发生两天后，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表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遇难人员全部死于窒息。

　　厂家的监控视频显示，事发之初厂房内堆放电池成品的区域突然冒出白烟。工作人员随即开始搬运成品区内未发生异样的电池，试图防止火情扩大。但很快，电池堆放区域的烟雾开始蔓延，工作人员尝试用干粉灭火器灭火，可惜未能成功。短短十几秒，烟尘伴随着爆炸和火光就吞噬了来不及逃生的工人。

　　一位国内头部锂电池企业的工厂管理人士对界面新闻表示，电池单体在存放过程中发生自燃的概率非常低，此次事故可能是由于电池制造过程中存在缺陷，比如生产过程有异物或者粉尘侵入电池，导致正、负极之间的隔膜被刺穿，引发正负极短路，进而出现电池自燃所导致。同时，此次事故也不排除是由于电池设计过程中存在问题所引发的。

　　在电池单体自燃的最初阶段，其通常表现为冒出白色烟气，主要包括一氧化碳、乙烷、甲烷以及氟化物等物质，其中一氧化碳和氟化物为有毒物质。在此过程中，电池的温度也随之急剧上升。为防止电池在自燃过程中因为内部气压增大发生爆炸，通常都设有用于泄压的防爆阀。白色烟气就是从防爆阀中喷射而出，但这项设计无法阻止电池内部自燃情况的延续。

　　电池单体在发生自燃冒出白烟并达到一定温度后，引发了厂区成品区堆放的电池单体也发生燃烧，在连锁反应下出现更大范围烟雾，酿成了整座工厂爆炸起火。

　　韩国文化放送株式会社的记者形容该事故为“韩国史上最严重的化学工厂惨剧”。大多数遇难者的身份尚未确定，但路透社和韩联社等媒体的报道称，17名中国公民中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地区的临时工。一个普通的韩国工厂为何有如此多的中国工人，这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专家科尔曼（David Coleman）就曾将韩国列为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而火灾前一周，总统尹锡悦因该国超低出生率而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

　　在这个大背景下，韩国政府近20年来逐步扩大外国劳动力配额，尤其是在本国人抵触的蓝领岗位。自2007年1月起，韩国开始实施“雇用许可制” 引进外籍劳务，即E-9签证，一般发放给制造业、建设业、服务业、农畜产业、渔业、服务业等指定行业。持E-9签证进入韩国的外国劳工人数已从2021年的52000人增加到2022年的69000人。

　　另据韩国《朝鲜日报》今年4月14日报道，去年持有E-9签证的外籍劳工人均劳务成本每月约为264.7万韩元（约合13817元人民币），非常接近当地人水平。加上外籍劳工可以享受免费食宿，且工作时长通常比本国工人更长，他们的实际收入往往高于当地人。

　　今年夏天从护理专业毕业的周文婷刚成为广东惠州德赛惠南园区电池组装的众多短期工之一。她向界面新闻透露，惠州的工厂在结薪时会先将工资发给中介，再由中介发给工人。中介报的时薪是“15+1”，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7），且中介还会以各种名目克扣工资，包括未准时到达工位、没有达到全勤、提前离职等。

　　在全球动力电池制造环节中，韩国占据着领先优势。尽管此次火灾的原因尚未查明，但也同时敲响了锂电池安全生产的警钟。

　　前述国内头部锂电池企业管理人士认为，此次韩国电池工厂起火事故过程中，电池单体自燃后的连锁反应非常迅猛，超过了他此前的认知。他指出，现场员工采用灭火器灭火，但很遗憾没有及时扑灭火情，同时由于工厂内部消防通道设置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员工未能及时逃离，最终酿成大量人员伤亡。

　　在6月25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全球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在谈到此次事故时向全行业发出了号召，他认为企业应该在质量和安全方面竞争，而不是价格。如果不解决安全问题，就可能会引发火灾或爆炸等一系列灾难。

　　美国《纽约时报》进一步指出，韩国制造业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却对他们疏于保护。火灾后，AriCell首席执行官Park Soon-kwan在现场向遇难工人及家属表示哀悼并致歉，但同时称公司已遵守所有必要的安全预防措施和培训。

　　但曾于2023年在AriCell打过临时工的中国金姓留学生向界面新闻透露，在其工作期间就发生过两次“小炸”事故。就在最新火灾事发两天前，该工厂还发生一次起电池爆炸，不过幸好被员工及时扑灭了。

　　韩国劳工部的统计显示，过去十年里外籍工人工伤事故从6404起增加到8286起，每年约有100人死亡。这引发了劳工权益人士对安全措施落实力度的质疑：为什么外国工人没能得到与韩国工人同等水平的保护。

　　专门研究劳工问题的律师Choi Jung-gyu指出，这些从事“最危险”工种的劳动者很有可能未经过岗前安全培训。

　　另外，韩国法律规定，全职员工少于300人或其资本低于80亿韩元的制造业企业可以雇用外国人，配额通常占其国内劳动力的10%到20%。而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AriCell工厂内有102人正在作业，且已知至少有18人为外籍。

为了还贷，中年人到异国"996"

　　中国人赴韩国就业潮始于1990年中韩建交之后，输出地以东北、山东、四川等地为主。随着民间往来越发频密，2007年4月中国商务部宣布和韩国劳动部签署了《输韩劳务人员的谅解备忘录》，由双方的政府部门负责劳务派遣。次年，中韩雇佣许可制劳务合作正式开始。

　　今年50岁的张春元（化名）来自山东威海，他曾于2017年-2020年在京畿道首府水原和华城当过建筑工，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回国。张春元透露，相对于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男性，中国女性到韩国后更多的是去饭店打工，其次是进工厂，还有一些人去娱乐行业里的咖啡厅、啤酒屋打工。

　　张春元刚开始在水原工地上做混凝土工时，日薪是840元人民币，后来涨到1000元左右。每天在工地上干8-8.5个小时，一个月下来能挣个2万元人民币左右。

　　张春元说，相比于北上广，威海直飞韩国不到一小时，地理位置上也让他更亲近。韩国在周日全民休息，他经常看见很多中国人在街上购物、休闲。在他的印象中，邻近首尔都市圈的华城制造业发达，这里大量生产汽车配件、电器、手机配件、电器管路、液晶屏等。

　　水原和华城同属京畿道行政管辖，两个城市相距不足20公里。正在京畿道庆熙大学读戏剧表演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冯紫仪对界面新闻表示，京畿道有很多中国人聚居，水原火车站附近就有一条中国街，烧烤、火锅、奶茶等中国特色餐饮，甚至麻辣烫应有尽有。

　　京畿道位置示意图

　　36岁的金平（化名）则来自黑龙江哈尔滨，他认识的大部分到韩国打工的中国人，都是为了尽快赚钱，尤其是那些背负各种贷款、债务的中年群体。据韩国雇佣劳动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最低时薪为9620韩元（约合人民币50元），而今年涨至9860韩元（约合人民币51.6元）。

　　2018年他曾在华城一家塑料组装厂打工，工厂包食宿，每周至少可以休息一天。他对界面新闻回忆道，工厂的品控要求很高，定期有人打扫卫生，工作环境良好。当时他的月薪介于430万-450万韩元之间，按现在的汇率是2万-3万元人民币。他对这个待遇很满意。

　　工厂如果要加班，时薪会按照1.5倍工资计算，周末加班（在韩国称“特勤”）时薪是平时的2倍，很多中国同胞为了赚得更多，喜欢在厂里上夜班，而工作内容大多是看守机器。金平说，韩国大概一半的工厂都是半自动化的，流水线上的组装工作不是很多。

　　金平介绍，尽管韩国蓝领工人一般比白领赚得多，但韩国年轻人宁可去便利店打零工也不愿意从事稳定的蓝领工作。不管是正规还是临时岗位，韩国工厂都喜欢找中国工人，因为中国工人的工作效率和能力更突出。

　　但按照建筑工张春元的经验，同样的岗位，韩国老板倾向于支付给中国工人更低的工资。以他所在的工地为例，当时的日薪换算成人民币是1000元，而同岗位韩国工人的日薪则是1200-1500元。

　　张春元说，韩国公司一般对加班管理很严格，老板必须支付给加班工人双倍工资，所以到了下班时间，老板会催促员工下班。另外，韩国还有众多强势的工会组织，可以跟老板谈薪。

　　制图：李雨萱

　　威海一家出入境公司业务员孙安（化名）向界面新闻宣称，E-9对应的“工作更好、工资更高”。针对E-9签证，申请人在提交简历后需通过统一的技能测试，以及参加韩语培训、语言考试（EPS-TOPIK），合格后会通过韩国政府就业平台被雇主筛选，选中后签订雇佣合同，最后统一安排赴韩。一般的办理时间为韩国语成绩下达后的3-9个月。

　　虽然可以自主选择5项行业类别，但具体的公司、职位并非劳务工可以选择。这家中介公司针对E-9签证的合同期限为3年，期满可续签2年。界面新闻从另一家中介公司得到的一张E-9工资单照片显示，算上加班，劳务工一个月可到手超16000元人民币，雇主提供住宿或补助，享有韩国4大社会保险。

　　来源：采访对象提供

　　但在经验丰富的张春元看来，这种常规的劳务类签证拿的往往只能拿最低时薪，他跟身边人都选择旅游签，这样还能规避年龄限制（39岁）。朴槿惠执政时期，韩国有三年和五年的旅游签证，中国人每次在韩国最长可以待90天。张春元和朋友们在韩国待七八十天后返回中国探亲，之后再到韩国继续挣钱。

　　张春元目前在中国做泥瓦工，每个月挣4000元，相当于韩国月薪的五分之一。他仍在努力尝试申请旅游签赴韩打工。去年，他就失败了一次。他说，相比于会说韩语的朝鲜族人，汉族人更难通过旅游签证，他估计平均十张只能申请下来四五张。

临时工与劳务“黑中介”

　　事实上，只要没有犯罪记录，身体健康，朝鲜族人的签证申请都能获批，在韩国也能找到更为正规的岗位。而注重效率的韩国制造业雇主们也倾向于聘用这个沟通成本低的群体。

　　中国侨联的数据显示，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在韩务工的中国朝鲜族人数量就突破了70万。另据韩国政府去年的统计，有92.3万名外国人在韩国工作，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国朝鲜族。

　　在韩国济州岛某中介公司工作的中国籍员工崔解东（化名）告诉界面新闻，对于中国的朝鲜族来说，他们如果想在韩国合法就业，就需要在申请韩国海外同胞签证C-38后转成H2访问就业签证，还有一些朝鲜族人可以直接拿到H2签证。

　　身为朝鲜族的金平介绍道，朝鲜族人最常办理的签证是C-38，5年内可多次往返，每次滞留期不超过3个月。另一种探亲签证是F-1，拿这两种签证的人都不可以在韩国工作，但因为很容易办下来，只要申请人在韩国没有刑事犯罪记录，交几百块钱的签证费，一周左右就可以出签，因此，很多朝鲜族人拿着这两种签证在韩国打“黑工”。

　　金平证实，AriCell锂电池厂所在的华城市很多工厂里就有中国“黑工”。为了拿到更多钱，一些“黑工”不需要工厂给交保险，他们一般做的是基层工作，时薪较低，但不会低于法定水平。

　　张春元的一些工友嫌来回机票要花钱，还耽误时间，即使在韩国待超过90天也不回国，于是也成为“黑工”。从业多年的威海出入境公司业务员孙安也听说不少类似“黑工”的故事，有些正是像张春元这样通过旅游签证非法留在韩国工作的。

　　“这边100个中国来的劳务工之中就有80个是黑工，”济州岛中介崔解东告诉界面新闻，中国国内的中介很多由于没有资质而将客户按照人头打包转手给韩国有资质的中介公司，并从中赚取差价。而韩国的中介公司则有两种渠道，除了韩国政府就业平台，还可以利用其企业资源直接牵线。

　　崔解东透露，目前在韩国的中介公司有很大一部分只办理“黑工”业务，少部分提供合法劳务签证业务，主要是因为合法业务办理时间相对较长，加上此前新冠疫情对签证的积压，消化起来至少需要半年。另外，尽管合法的工作签证可以提供医疗和意外险保障，但打“黑工”却可以让外籍劳务工灵活选择雇主，也就拥有得到更高薪资的机会，从而成为他们的首选。

　　据界面新闻了解，国内规范合法的中介公司收费标准不尽统一，但市场价格介于3万-4万元人民币之间，加上异地语言培训等费用，总的费用可能达到5万。而“黑工”签证业务则需要2万-3万，主要项目为办理旅游签证，以及整个流程的保障，包括落地韩国之后的接待和帮找工作等。

　　但不管是合法就业还是打黑工，出国的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在国内有一定事业或经济基础的或许不会选择这条路。在威海某出入境公司的客户群中，办理劳务签证的基本都是蓝领。“以厨师为例，有些在国内可能每个月就赚几千块，去了韩国基本可以翻倍，”孙安说。

　　厨师等餐饮类岗位属于E-7签证，办理E-7以及出国前的服务总费用为4万元人民币。在山东烟台经营出入境服务公司的老板王先生就只负责办理E-7签证。他推荐的理由是，办理E-9签证需要10—12个月不等，甚至最终有可能走不了。

　　另外，四川资阳某跨境劳务公司业务员李先生向界面新闻出示的《委托培训及服务协议书》显示，针对E-9普工岗位的合同期限是4年10个月，之后可以续签，普工每月的薪资区间是12000-18000元人民币，入职后享有保险，本人与雇主各承担50%，合同期满要是想回国的话也有退职金。申请人出国前需缴纳的总费用是3.2万元人民币，包含培训费、签证费、单程国际机票费、管理和服务费。

　　采访对象提供的E-9普工岗位《委托培训及服务协议书》

　　有韩媒报道指出，遇难的中国籍工人是临时工身份。日结临时工在韩国也叫“日当”。

　　张春元说，当工地上没活儿干的时候他也去找过“日当”的活儿。韩国有专门做“日当”的介绍所，工人在一个大厅里坐着，雇主来了问谁会做什么活，价格谈好后，工人给介绍所一定的介绍费后就被老板领走去干活。“日当”有其灵活性，但同时欠缺安全保障。工人自然不会想着跟老板签工伤或人身保险一类的合同。

　　金平则介绍，韩国还有一种劳工中介叫“荣耀”，他们收取甲方工厂的费用，达成合作协议之后长期往工厂输送劳动力（包括正式雇员和临时工），工厂有用工需求就可以马上找到人。金平说，这次的遇难者有可能是荣耀中介送过去的。

　　据金平了解，韩国工厂的临时工工资跟正式员工差不多，雇主同样可以给日结员工配备保险，但不清楚遇难者是不是刚上岗，工厂还没来得及给他们配保险。

　　在相对“高福利”的诱惑下，相比中国南方制造业大省，去韩国“淘金”对他们来说仍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原标题：韩国大火背后：跨国工人的期望与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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