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下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协同发力促内需｜全球财经连线

　　2025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在地缘政治、关税博弈与货币政策转向的多重不确定性中前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对中国经济的韧性与调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宏观政策协同释放内需潜力，成为稳增长的关键。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在第四届横琴世界湾区论坛期间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尽管外部压力持续，但中国外贸展现出强于预期的韧性，下半年有望延续平稳态势。他表示，扩大消费与民生投入是激发内需的核心方向，财政支出结构正加速向此倾斜，未来需进一步增强支持力度与政策精准度。

　　连平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支持为财政融资创造条件，财政政策则可通过贴息、注资等方式反哺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能力。此外，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的潜在空间，也为完善和丰富政策工具箱、提升宏观调控能效提供了新路径。

　　面对外部持续施压下日益凸显的科技竞争与产业升级挑战，强化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全链条支持显得尤为紧迫。连平认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需构建多层次体系，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直接金融+间接金融+政策支持”联动机制，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外贸对经济支撑作用依然稳固

　　《全球财经连线》：2025年下半年全球经济面临哪些不确定性？

　　连平：首先，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演变，可能呈现新的变化，给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干扰。

　　其次，美国关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在上半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断推进，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最终走向仍未明确。目前，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已对其关税权限提出质疑，若美国最高法院支持这一观点，将对后续的关税战产生重大影响。在关税战持续的同时，美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对中国的打压也未曾停歇，中美之间的博弈仍将长期存在。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外部压力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的步伐，逐步构建起更为完整、更具自主性的产业体系。

　　第三个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去年美联储降息100个基点，而今年由于关税战等因素引发美联储对通胀走势的重新判断。当前通胀虽有上升，但整体幅度低于预期，而就业状况明显弱于预期。因此，美联储很有可能在9月重启降息进程，年底前可能继续下调利率，甚至在2026年还会有进一步降息的动作。若降息落地，将使全球流动性变得更加充裕，部分资本可能会外流并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进而缩小中美之间的利差。但与此同时，资本流入也可能推高人民币汇率，给相关方面带来一定的压力。

　　《全球财经连线》：这些不确定因素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走势？

　　连平：对于中国而言，下半年既面临诸多压力，也存在新的机遇。一方面，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持续突破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培育，正逐步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亮点，有望提升海外资本的投资意愿；另一方面，14 亿人口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为经济提供了坚实支撑，凸显出较强的发展韧性。

　　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在美方关税加码的背景下，中国外贸依然实现超预期增长，充分展现了抗风险能力。展望下半年，尽管贸易摩擦存在进一步深化的可能，但也不排除出现阶段性缓和的契机。综合当前运行态势判断，即便关税压力持续，中国外贸出现大幅下滑的概率较低。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我国对美出口持续减少，但对东盟、欧盟等贸易伙伴的出口则较大幅增长。过去半年多的表现已印证中国外贸韧性强于外界预期，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依然稳固。预计下半年中国外贸将延续平稳运行态势，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波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促内需

　　《全球财经连线》：面对上述环境，财政政策方面，今年财政支出结构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连平：近年来，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一个显著趋势是支出重点逐步向消费和民生领域倾斜。

　　过去较长时期内，财政资金主要投向投资领域，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及房地产投资，这些领域曾保持较高增长。但近年来，相关投资增速已逐步放缓，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目前维持在4%～5%。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速仍保持在8%左右，反映出经济结构中仍存在较强的投资需求。这一态势与高新技术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密切相关，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持续催生新的投资空间。

　　在房地产拖累投资增速整体趋缓的背景下，财政对消费和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正处于稳步提升的过程中。这一调整是顺势而为，顺应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有助于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推动经济运行更加平稳。从长期看，内需潜力的释放更多依赖于居民消费的扩大和民营经济的活跃。

　　《全球财经连线》：具体到消费和民生领域，下阶段财政应如何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引导市场资金流向？

　　连平：未来，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方向预计将延续向消费和民生倾斜的态势。

　　下一阶段，相关支出需进一步提升力度，并增强针对性。一方面，对消费的直接支持力度有望继续加强，例如“两新”领域的财政补贴已从去年的1500亿元增至今年的3000亿元，未来仍有扩大空间；另一方面，应更精准支持服务型消费，如医疗、教育、文化、康养、旅游等领域，通过财政投入提升优质供给能力，更好匹配居民在这些领域中潜在的消费需求。

　　此外，政策还需兼顾不同群体，进一步提升针对性。例如对低收入群体，应强化财政保障，稳定基本收入。通过不同层面的政策协同，有望形成更为可持续的消费拉动机制。

　　《全球财经连线》：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近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动作？这些动作将对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连平：自去年以来，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入国债的操作引发市场关注。总体来看，央行在国债交易相关操作上仍保持较为审慎的态度。

　　从功能定位看，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核心作用在于调节市场流动性。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间市场实施，例如调整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或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实现流动性的投放或回收。这类操作主要作用于银行体系，传导链条较为间接。

　　而国债市场属于直接融资市场，覆盖中长期资金配置。央行在这一市场开展操作，有助于更直接地影响市场流动性水平，提升政策传导效率。这一做法在国际上已有成熟实践：美联储持有的国债约占其总资产的12%，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比例约20%，日本央行比例更高。相比之下，中国央行持有的国债规模仅占其总资产约5%，在全部国债存量中的占比也仅为6%左右，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结构比重看，均有较大提升空间。

　　当前，尽管整体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但国债市场仍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随着国内金融机构配置需求上升，以及外资持续进入中国债券市场，国债作为低风险、高流动性资产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供需矛盾逐步显现。

　　因此，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国债市场规模，丰富期限结构和品种，完善收益率曲线，以更好满足多元化的投资需求。这不仅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的重要基础。

　　虽然当前全面开展国债买卖操作的紧迫性尚不突出，但从长远看，丰富政策工具箱、提升调控灵活性和主动性，仍有必要提前布局。一旦条件成熟，此类工具可成为应对复杂经济形势的重要选项，以避免政策应对陷入被动。预计“十五五”期间，国债市场的发展及其与货币政策的衔接机制，将成为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政策协调角度看，央行与财政部已建立了专门的工作机制，加强国债发行与货币政策操作的统筹协调。

　　《全球财经连线》：下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如何协同发力？

　　连平：首先从国家总体政策框架来看，目前十分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赋能角度而言，当前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比例超过60%，而这一局面背后离不开央行的支持。若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银行的流动性将得到增强，从而具备更强的能力去购买国债。从这个角度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起到了基础性的支持作用。

　　其次，财政通过发债投入战略性项目时，往往需要银行提供信贷跟进支持。这些项目通常具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的特点，单靠财政资金难以满足全部需求，还需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参与。这就要求银行具备充足的信贷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保障同样离不开货币政策提供的流动性支持。

　　反过来，财政政策本身也能对货币政策形成有力支持。例如，财政可通过减税、降税、贴息等方式，引导银行资金流向重点项目。当金融机构信贷投放保持高增速时，可能会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此时，财政可借助发债融资，将部分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金融机构，从而增强其信贷投放能力。

　　但从整体经济运行的大局来看，关键仍在于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配合财政政策，以实现两者之间的良好协同。这对于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内需的有效释放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协同发力促科技创新

　　《全球财经连线》：在当前形势下，支持科技创新成为重中之重，金融机构应如何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连平：金融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支持主要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

　　一是直接金融的前端投入。直接金融包括风险投资、PE、VC等资本形式，它们承担了科技创新最前端的高风险投入。这类资本对于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是非常关键的。比如在“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发展中，前端的股权投资和创投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二是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在企业完成前端融资后，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通过上市获得资本市场支持。上市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资金，也为企业扩张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更稳定的长期支持，这是直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

　　三是间接金融的创新作用。中国目前仍以间接金融为主，间接金融规模大、实力强，要用好间接金融支持创投发展。商业银行应通过创新信贷流程，结合数字化、高科技、AI等手段，改善和提高对科创企业的支持能力。

　　四是保险的风险分担功能。保险可以有效分担科技创新中的不确定风险，为企业提供保障，从而支持科技创新活动顺利推进。

　　五是政府基金的协调投入。各层级政府基金应发挥协调作用，合理分配财政资源，确保在不同阶段和领域都能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是中国科创金融支持体系的一大特点。

　　综合来看，直接金融提供前端风险投入，资本市场和间接金融提供中长期资金保障，保险分担风险，政府基金形成政策引导与支持，这五方面共同作用，才能够更好地支持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全球财经连线》：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如何发挥优势，构建“科技－产业－金融”循环？

　　连平：大湾区的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湾区拥有香港和深圳两大金融中心，资本市场融资环境较好，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其二，大湾区高度国际化，尤其是香港的开放环境，有助于促进资本的高频流动。其三，得益于香港的开放度和资本市场的活跃性，大湾区的政策能够根据市场运行的变化进行灵活调整，展现出较强的政策灵活性。

　　展望未来，大湾区可从以下几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首先，推动湾区投资更多流向科创前端领域，助力科技创新。其次，使金融支持更具针对性，特别是向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倾斜，确保资金精准流入关键领域。再次，协调不同层级的财政资源，加大对创新领域的投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后，强化跨境金融支持，加大对湾区企业的支持力度，以更积极的姿态吸引外资并支持对外投资。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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