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赋能 绘绿成卷——“双碳”行动实施五周年记

　　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五年来，从工业领域的节能降碳到能源结构的清洁替代，从城市建设的绿色升级到生态保护的系统推进，一系列实践举措全面拉开我国绿色变革的大幕。

　　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绿色变革中，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既是撬动资源配置的关键杠杆，亦是破解绿色项目融资难题、激活低碳技术创新的核心引擎——五年来，从绿色信贷突破42万亿元大关到绿色债券发行量位居全球前列，从碳交易市场稳步扩容到ESG投资理念深入人心，金融市场以创新为笔、以担当为墨，在实现“双碳”目标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绿色发展的资金需求得到有效回应。

　　站在新的时间节点回望与前瞻，金融赋能的故事仍在继续。未来，它将以更精准的政策引导打通绿色融资“最后一公里”，以更丰富的产品矩阵覆盖全产业链低碳需求，以更开放的国际合作链接全球绿色资本，为“双碳”目标的阔步前行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让经济发展的“绿色底色”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愈发鲜亮。

　　擘画顶层设计

　　夯实制度根基

　　回首五年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处在关键攻坚阶段，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共同使命。同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亦步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深水区，传统高耗能模式难以为继，统筹发展与环保成为亟待破解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双碳”目标的提出不仅是中国以大国担当履行气候承诺、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的庄严行动，更是驱动国内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加速绿色新动能崛起的重要引擎。

　　要实现“双碳”目标，核心在于推进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以及低碳技术创新突破，而这些重要任务的开展，都离不开海量资金的强力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从2024年到2030年开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总资金需求规模约25.2万亿元，年均约3.6万亿元；从2031年至2060年总资金需求规模达243万亿元左右，年均约8.1万亿元。

　　面对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显然独木难支。因此，必须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持续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完善绿色金融模式，进一步拓宽资金渠道，为“双碳”目标的稳步向前提供充足、稳定的资金保障。

　　因此，过去五年间，我国金融管理部门顺势而为，通过政策协同、工具创新与机制完善，逐步构建起层次分明、覆盖全面的金融支持顶层设计，为资金精准注入绿色领域筑牢了坚实的“四梁八柱”。

　　具体来看，在政策框架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纲领性文件中，专门明确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方向与要求，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后续出台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等配套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双碳”目标实践的操作路径，形成“国家战略+行业细则”的政策闭环。

　　标准体系的完善则为绿色金融筑牢“防火墙”。2021年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首次统一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的界定标准，将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项目剔除，从源头杜绝“洗绿”“漂绿”现象；《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的出台，推动金融机构逐步公开环境风险敞口、绿色资产规模等关键信息，让绿色金融业务更透明、可追溯。

　　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机制设计，更让金融支持“双碳”目标的实现有了实实在在的驱动力。例如，2021年11月份推出的碳减排支持工具，以优惠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精准引导信贷资源流向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2025年1月份印发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银行保险机构要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构建自身绿色金融工作机制与风险防控体系。

　　截至目前，我国绿色金融政策已覆盖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全金融业态，形成“顶层设计+配套细则”的立体化支持格局，为市场主体参与“双碳”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和稳定的预期保障。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系列绿色金融利好政策，不仅为“双碳”工作稳步推进筑牢了制度根基、明确了资源配置方向，更从根源上解决了市场参与中的规范性问题。通过“顶层设计+工具创新+机制保障”的系统性制度构建，有效打通了从绿色发展理念到资金精准投放、再到产业链绿色转型的全链路，引导金融资源向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关键领域集聚。

　　畅通金融活水

　　浇灌产业绿荫

　　随着顶层设计制度框架的扎实落地，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的能动性被充分释放。五年间，它们依托日趋丰富的金融产品矩阵，以资金为“笔”、以实践为“纸”，灵活运用市场化机制，将绿色发展理念落墨于一个个具体项目，让“双碳”目标不再是宏观愿景，而是化作能源结构优化、产业低碳升级的鲜活成果。

　　在间接融资支持方面，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压舱石”，凭借规模优势与精准投向，成为各类市场主体推进节能改造、新能源建设的重要支撑——能源企业借助绿色信贷开展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业集团依托专项信贷资金搭建循环经济生产体系，地方城投公司则通过绿色信贷推进园区低碳化升级。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年第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42.39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4.4%，上半年新增5.35万亿元，这庞大的资金规模背后，正是无数市场主体主动申请、高效使用绿色信贷，将金融活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低碳项目成果。

　　而在直接融资赛道，市场主体更是积极探索，通过绿色债券、绿色股权投资等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加速技术迭代，为“双碳”目标注入更多活力。

　　一方面，在绿色债券领域，众多新能源企业通过发行“碳中和债券”，定向募集资金用于光伏电站、风电场建设，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直接服务于减排目标；不少高耗能企业则主动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将债券利率调整、兑付期限等条款与自身阶段性减排目标深度绑定——若减排目标未按期达标，便触发利率上调、提前赎回等约束条款，这一刚性机制让低碳转型从“口号”切实转化为生产经营中的硬指标、硬任务。

　　例如，金华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于今年9月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碳中和绿色乡村振兴公司债券（第三期）”，发行规模4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相关有息债务，该工程作为中国市域轨道交通单条线路最长项目，预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50564.35吨、节约标准煤24357.18吨、减排氮氧化合物172.09吨及PM（10）3.22吨。

　　另一方面，在股权融资领域，借助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赋能，不仅为诸多市场主体的绿色技术研发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更通过产业链资源整合、行业经验赋能，助力企业攻克技术难关、打通市场渠道，让更多绿色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推动“双碳”目标落地的实际动能。

　　正如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特钢”）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信特钢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工具，将募集资金用于“三高一特”产品体系优化升级项目、高参数集约化余热余能利用项目、焦化环保升级综合改造项目、全流程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等关键项目建设，增强了在高端特钢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公司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而在整个绿色金融生态体系中，不得不提碳交易市场——它并非独立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股权融资之外的存在，而是与这些金融工具深度联动、相互赋能的核心市场化机制，既为各类金融工具的绿色属性提供了价值锚点，也借助金融工具的资金与资源整合能力，让“减排有收益、低碳有价值”的逻辑真正落地，成为市场主体推进绿色转型的又一重要抓手。

　　自2021年7月份上线以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迅速扩容，目前已成长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官网数据，截至目前，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7.15亿吨，累计成交额490.40亿元。与此同时，自愿减排市场（CCER）重启工作稳步推进。目前，申请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共47个，已登记项目23个，其中9个项目减排量通过审核后登记经核证减排量（CCER）共约94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这不仅为新能源项目、生态修复工程提供了额外收益渠道，更形成“强制减排+自愿减排”协同发力的市场格局，让不同主体、不同领域的减排行动都能找到价值出口。

　　从绿色信贷的“稳投”到绿色债券的“广融”，从绿色股权投资的“快孵”到碳市场的“强激励”，我国绿色金融已构建起覆盖绿色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这些探索不仅为“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与机制支撑，更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未来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改革、链接全球绿色资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直面深层挑战

　　聚力未来发展

　　回望过去五年不难发现，这是一段从政策框架搭建到市场实践落地的跨越式发展之路，在这过程中，金融体系始终以创新为纽带，将国家战略导向与市场主体需求紧密衔接，进而让“双碳”目标从宏观战略逐步渗透到企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色根基。

　　从市场实践反馈看，当前绿色金融发展仍存在三方面突出矛盾：其一，资金供需匹配精度与项目需求存在落差，部分项目难以高效对接金融资源；其二，风险定价机制与工具创新节奏不同步，随着SLB、绿色股权投资等工具推广，市场对“环境风险量化评估”需求迫切，但多数金融机构缺乏成熟测算模型，难以精准评估项目风险收益，制约资金向高碳转型领域投入；其三，碳市场赋能与跨工具协同不足，尽管全国碳市场规模居全球前列，但碳配额与绿色信贷、债券的联动机制未完全打通，碳资产质押、碳期货等衍生工具创新滞后，“减排有收益、低碳有价值”的激励效应未能充分释放。

　　为此，面对这些挑战，未来需紧扣工具创新深化、资源精准对接、机制协同发力三大方向，推动解决实践中的痛点问题。

　　针对工具创新，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永冀表示，我国绿色金融已搭建起基础产品矩阵，但绿色信贷更适配成熟期企业。未来金融机构应从负债、资产、运营等多方面着手，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谱系，强化对初创期绿色科技企业和转型期企业的金融服务。

　　围绕机制协同，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与互认机制建设，可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等成熟经验，通过技术合作建立减排量互认机制，为CCER项目拓展全球市场空间，同时提升我国碳市场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推动CCER市场标准体系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碳标准制定，尤其在海洋碳汇、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等新兴减排领域抢占标准话语权，确保我国减排项目获全球认可与流通；此外，还需以绿色金融政策为支撑，通过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工具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开发，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助力CCER市场在发展初期实现规模化突破，为低碳项目融资提供保障。

　　从长远来看，“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绿色金融工具创新与市场实践需求持续同频共振。随着资金供需匹配更精准、风险定价机制更完善、跨工具协同更高效，金融将更有力地撬动社会资本流向绿色领域。而当绿色金融与企业生产、产业转型的融合愈发紧密，中国必将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让经济发展的“绿色底色”在新时代征程中愈发鲜亮。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

(原标题：金融赋能 绘绿成卷——“双碳”行动实施五周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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