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普惠金融报告｜专访贝多广：避免普惠金融演变为不良风险累积通道

　　普惠金融润泽民生，重在实效、贵在长效。

　　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明确普惠金融服务客群的同时对各类金融机构做出分工，这也是我国普惠金融领域首个系统性顶层设计框架。

　　十年匆匆，站在2025年的尾声，我国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可得性与便捷性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正像活水一般，精准深入地流向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普惠金融客群，呈现出增量、扩面、降本、提质的积极态势。

　　作为“五篇大文章”的重要一篇，普惠金融迎来了深刻的范式重构。金融服务不再满足于对传统领域的简单覆盖，而是通过数字基建的深化与生态体系的构建，向县域经济、产业链末端及新市民群体持续渗透，呈现出从“单点信贷支持”向“综合金融赋能”的显著转变。

　　普惠金融从“有没有”迈向“好不好”的关键阶段，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也随之浮现。普惠金融市场当前呈现了怎样的格局？在AI的加持下，如何做好普惠金融效率提升和风险防控的平衡？如何引导更多长期资本进入普惠领域？围绕上述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近日接受了北京商报记者的专访。

　　在贝多广看来，普惠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适度竞争的金融供给格局，数字普惠金融成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未来的趋势。下一阶段，普惠金融的发力点可以从信贷、保险与资本市场三大领域统筹展开。

　　多元化、多层次、适度竞争格局成形

　　北京商报：普惠金融从“有没有”迈入“好不好”的提质阶段。2025年以来，围绕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不论是金融支持政策，还是机构产品设计都有创新，您认为当前普惠金融市场整体呈现了怎样的特点？还有哪些核心矛盾等待突破？

　　贝多广：目前，普惠金融市场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整个金融系统全部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适度竞争的金融供给格局，包括不同规模的银行，也包括信贷、保险、理财、资本市场在内的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二是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重要推动力，从最初的“鲇鱼效应”逐步变为撬动行业的“杠杆作用”，成为未来趋势；三是行业逐步认识到普惠金融是对受到各类金融排斥的群体提供恰当的金融服务，且在普惠金融发展中除了金融是产品的创新，对消费者保护、金融健康等更为重要的方面的认识在逐步加深。

　　在“好不好”阶段，普惠金融领域各方最需要共同关注的仍然是消费者的能力建设和提升。消费者能力建设不仅仅是由普惠金融群体的特点决定的，也是在当前市场环境下防范金融风险、金融纠纷，实现更公平、更良性发展的金融市场的内在要求。普惠金融的能力建设不仅仅是家庭、中小微企业在内的需求方的金融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以及财务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还需要金融服务的供给方、监管方也做出相应的行动，进而带来整个行业发展模式的转变。此外，作为监管方的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客户保护的法律法规来促进消费者能力建设。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北京商报：规模、价格、质量的“三角困境”下，中小银行应该如何突围？面对县域市场存在“掐尖竞争”与“利率敏感”等矛盾，金融监管部门、从业机构等分别应该怎么做？

　　贝多广：对于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三角困境”问题，核心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如果过多地强调降低利率，可能造成普惠金融业务中定价与风险不匹配，贷款质量下降。价格变化也会改变市场供求关系，当供小于求时，低价的信贷产品可能最终流向的是银行原有的优质客户而非金融排斥的客户，同时可能会催生非法中介，层层加码推高实际融资成本。

　　政府应在普惠金融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信用信息平台、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为普惠金融提供良好的发展土壤。

　　对于从业机构来说，数字转型为克服“三角困境”提供了新方向。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降低服务成本，延伸普惠金融服务场景，极大地提高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同时，金融科技赋能有助于金融机构精准识别客户，通过灵活的产品实现定价与风险的匹配，通过细分市场降低“三角困境”。

　　对于中小银行，其优势是贴近市场，且决策链条较短。未来，应对更激烈的竞争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应继续下沉市场，优化调整客户结构，深入了解客户特征和金融需求，开展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更好地控风险，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形成自身独特的优势。

　　信用体系转型

　　北京商报：人民银行正研究实施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此前您也关注到被动违约群体的征信修复需求。您如何看待人民银行这一决策？这对于现阶段普惠金融中信贷市场发展会带来哪些助力？

　　贝多广：人民银行此次研究实施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是兼顾信用体系刚性约束与民生温度的治理创新，既精准回应了被动违约群体的合理诉求，也为普惠金融信贷市场的提质扩容扫清了关键障碍。

　　一方面，该政策彰显了金融为民的治理温度，标志着我国信用体系从“单纯惩戒”向“惩戒与修复并重”转型。过去受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不少人被动出现小额债务逾期。该政策针对性豁免此类非恶意且已结清的违约信息展示，避免这些群体因一次被动失误陷入长期发展困境。同时，此前因被动违约群体的征信修复需求强烈，滋生了大量打着“征信洗白”旗号的非法中介，这一决策能够有效压缩非法征信修复黑灰产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该政策有助于扩大信贷服务客群，激活潜在需求，增强市场信心，促进信贷良性循环。此前的被动违约记录让大量有还款意愿和能力的群体被排除在信贷服务之外，融资难度增大。政策落地后，这些修复信用的群体将重新获得信贷资格，成为金融机构的潜在客户。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政策有助于激励逾期借款人主动归还欠款，推动大量沉淀的逾期贷款结清，帮助银行改善资产质量，降低经营风险。当然，该政策的实施也对银行精准识别被动违约修复群体与潜在风险客户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推动金融机构提升风控能力。

　　技术不能自然实现“包容”

　　北京商报：在普惠金融的实践中，金融科技的应用辅助金融机构降低服务成本，同时又带来数字鸿沟与风控误伤等问题。当前市场上“不会用、不敢用”的客群主要包括哪些？数字普惠如何平衡效率提升与包容性保障？

　　贝多广：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化过程中，“不会用”的人群主要包括老年人、低学历群体、长期未接触智能设备的农村居民以及具有认知障碍、行动障碍的特殊群体，“不敢用”的群体则主要包括中老年人、金融敏感度高的低收入群体以及曾经遭遇过诈骗、隐私泄露或线上操作受阻的人群。

　　这两类群体的存在共同说明，在数字普惠金融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技术并不能自然地实现“包容”，反而可能因“数字门槛”与“感知风险”形成潜在排斥。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风控、线上信贷和智能支付显著提高了服务效率，但也带来必须警惕的包容性风险。从治理角度看，提高效率与保障包容性之间的平衡点需要通过指标体系来进行动态界定。

　　当数字普惠金融的效率显著提升，应及时关注是否出现边际化群体被进一步排除的趋势。如果出现服务覆盖率下降、某类弱势群体的获得率持续下降等迹象，则表明“效率过剩”，需要重新审视包容性目标、调整算法与业务流程，避免形成结构性排斥。

　　相反，当过度强调包容性导致高风险客户占比上升、资产质量恶化、风险补偿机制不足时，则说明包容性“过度扩张”，必须重新评估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以避免普惠金融演变为不良风险累积的通道。

　　数字普惠金融的平衡点不是静态的，而是取决于效率与包容性二者之间的动态均衡，应通过持续监测服务覆盖率、拒贷结构、客户留存度与弱势群体使用体验等指标来判断是否需要调整，从而实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划分三方责任边界

　　北京商报：在普惠金融领域，普惠保险是重要一环。您认为构建县域普惠保险生态的关键突破点是什么？政府、险企、农户三方应如何划分“风险识别—保费补贴—损失分担”的责任边界？

　　贝多广：构建县域普惠保险生态的关键突破点，是“如何划分政府、险企、农户或县域居民三方在普惠保险生态中的责任边界”，即各主要参与方如何从“补贴、销售、接受”的单向模式，转向“政府牵头搭台、险企及多方力量登台亮相、农户及县域居民等消费者主动参与”的协同模式。

　　在协同模式中，政府的关键作用应该是“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险企是“创产品、优服务、控风险”，农户或县域居民是“表需求、担成本、守诚信、提素养”。

　　责任边界划分上，围绕风险识别，政府要主导“数据整合”，建立县域风险数据库、划定并公开灾害风险信息，为险企开发产品、农户投保提供依据；险企“专业研判”，运用科技手段精准评估风险，依托大数据算法精细化厘定费率，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等；农户要参与“需求反馈”，包括主动参与风险普查，提出个性化保障需求等。

　　在保费补贴方面，政府侧重“精准兜底”，要保重点、补短板，避免“撒胡椒面”和“一刀切”，建立补贴退出机制；企业要通过数字渠道、简化承保理赔流程，控制综合费用率；农户要培养“风险共担”意识，避免过度依赖补贴和政府。

　　在损失分担方面，政府负责兜住“大灾大难”的底线风险，险企应该负责“合同履约”职责，农户则要承担“小额损失”的基础责任。

　　构建普惠金融生态链

　　北京商报：结合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特征来看，您认为从业机构可以从哪些场景或领域挖掘普惠金融新蓝海？

　　贝多广：从整体来看，未来普惠金融的发力点可以从信贷、保险与资本市场三大领域统筹展开，三者之间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一个面向未来的普惠金融生态链。普惠金融的新蓝海正从传统的小微企业，向新市民、灵活就业者、残障人群等多元主体延展。

　　在信贷领域，新市民成为最具潜力的客群之一。这一群体在租房、就业、城市融入等过程中普遍面临资金缺口，具备稳定需求但缺乏传统金融体系下的抵押物，因此十分适合通过信用化、数据化的普惠信贷工具给予支持。

　　其次，在保险领域，普惠保险的创新空间正在显著扩大。新市民、灵活就业者和残障人群同样是保险服务急需覆盖的重点人群。新市民与租房场景结合的财产保险、意外保险等可大幅降低其生活风险；灵活就业者则需要按日、按单计费的短期意外险、收入损失险，以适应其不稳定的工作模式；残障人群则可探索长期照护险、康复险等多层次保障。

　　在资本市场领域，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处于种子期和早期阶段的创新型企业，仍然是普惠金融覆盖的薄弱环节。这类企业普遍存在资产规模小、抵押物不足、财务透明度低、盈利模式尚不成熟等特点。针对这一现状，普惠金融可以通过设立专门面向早期企业的小规模、耐心资本基金，为创新主体提供种子轮、天使轮乃至Pre-A轮等早期融资。

（文章来源：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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