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国企改革思路初具雏形 重组力度将加大

　　新一轮国企改革和布局调整思路初具雏形。昨日，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在“中国产业改革发展年会”间隙向记者表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若干意见正在推进中，国企重组改制、产业布局调整都在意见中有所体现。同时，李保民在演讲中表示，围绕“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目标，深化国企改革将主要围绕重组和改制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重组改制，在未来国有企业布局调整方面，李保民透露，国有资产要向“两国”、“两重”、“一新”、“一特”领域倾斜，“两国”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领域；“两重”就是重要行业、重要自然资源领域；“一特”就是特殊行业和特殊企业；“一新”就是新项目、新产业。

　　据介绍，围绕上述发展目标，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一直把并购重组、结构调整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工作。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央企业加大了并购重组力度，出现了中冶集团重组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中外运长航间重组等案例。李保民称，目前，正加快推进国机集团和中国二重的联合重组，继续推进中外运长航所属板块，以及中钢集团重组脱困工作，尽早完成中冶集团葫芦岛有色矿产重组工作，加快解决历史问题。

　　在利用并购重组政策，做强做优中央企业的同时，由于企业数量的增减及主营业务的变动，进而需要重新厘清央企主业。李保民表示，下一步深化改革中需要重新合并企业主业，全面梳理企业投资计划。

　　“在初期合并企业主业的过程中，对没有界定为主业的房地产业务继续清理。”李保民透露，要加快整合力度，坚决制止非主业的投资，督促企业加大低效无效资产的处置力度，加紧清理长期不盈利、缺乏控制力的企业项目，鼓励企业巩固和加强产业合作关系，例如在中央企业层面上加强钢铁与机械、煤炭与发电、矿产与冶金、电话与电子等企业方面的供需对接，完善央地交流合作平台。

　　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对产能过剩提出严格要求，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成为工作重中之重。

　　李保民认为，对产能过剩的大项目投资要严格控制投资节奏，将淘汰落后产能交给市场，在企业并购重组中要防止变相盲目投资，特别是借转变发展方式和企业转型升级之名，盲目投向能源、矿产资源、金融、证券和房地产、煤化工等热点领域。

　　此外，国资委此前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提出，国企改制中应积极引入民间投资，鼓励企业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并购重组。

　　李保民表示，包括其他部委有关文件，实际上都释放了企业改革的信号，最主要的是鼓励国企和民企的双向并购重组，下一步将抓紧在市政、能源、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落实一批具体项目，扩大民间投资比重，“在实际活动中，我们各类企业完全可以借助合并重组的方式，进入可望而不可及的行业。”

　　李保民还表示，推进国企重组工作也需要加强财税等政策的协调，为企业并购重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除重组外，下一步还将在改制方面有所突破。李保民透露，改制主要是在产权多元化方面下工夫，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人包括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方面积极探索。同时，还将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制度等内容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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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分红应更多流向社会保障

　　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如何改是最具争议的领域之一。频繁曝光的国企人员高收入和部分腐败浪费现象，使一些人质疑国企分配机制的不科学已经成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因之一；更有媒体报道称8年“难产”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受到国企高层的反对。

　　近日，媒体曝光了吉林烟草公司部分员工的住房公积金账户月入账额，其中高管高达1.8万元，引起广泛关注。除了关心1.8万元的住房公积金月缴额是否涉嫌违规，更多人在质疑这种现象是不是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我国近年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是卓有成效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办法》，即是两个突出的范例。这些都成为约束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有力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尽管改革获得一些成效，国有企业的分配仍然面临诸多难题。比如，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并没有真正有效的约束机制，这导致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高管人员收入水平和职务消费等缺乏有效约束；此外，国有资本并未能建立收益分享机制，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国际上的一般水平，而且上缴的利润也多在国有企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

　　不仅如此，部分行业凭借行政垄断地位和准入机制，既享受国家政策扶持，又获取了高额利润，并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本行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与此同时，由于收入分配领域的相关立法尚未完全到位，一些非法收入，如以企业改制为名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偷税漏税、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国企如何改革已经成了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进行的重要一环。

　　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初次分配中，我们的资本分配很有问题，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之间，太少分配到居民这一块。数据显示，1992年到2008年，初次分配收入总额增长了11.9倍，其中企业部门收入增长了15.7倍，政府部门收入增长了13.4倍，而住户部门收入仅增长了10.4倍。

　　在此情况下，白重恩认为政府可以增加对社保的投入来调节收入分配，而这块投入则应当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应完全归企业支配，而应当上缴国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这部分收入可用来作为政府对社保的投入。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邹士年同样认为，改革国有企业分配方式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国有企业除了要按照企业所得税税法缴纳税收之外，还应该向国家缴纳一定的利润，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政府有权凭借资本所有权分红，再将上缴的利润用于改善民生。压缩国有企业的净剩余，减少国有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有利于减轻国企的高额分配状况。尤其需要对垄断行业、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实行公开制度和听证制度，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规范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关系，其因垄断形成的高收入必须绝大部分依法上缴。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陈清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对国企分配方式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国家和民生，同时也有利于国有企业本身。

　　他认为，要把国有资本的更多功能转向获得投资回报，解决体制转轨中的历史欠账，例如社会保障。“现在国有企业的社保基本是空账户，而且老龄化人口在迅速增加，未来怎么办？”陈清泰称，渐进式改革留下的一大笔国有资本存量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在体制转轨中是保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弥补必须由财政支付的历史欠账，这是一个重要的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国企高管也应由市场配置

　　李若山谈公司治理

　　中储粮大火，数万吨粮食付之一炬；吉林大火更是死伤惨重，120人遭遇灭顶之灾。

　　“这反映出不管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都存在的内控问题。”复旦大学教授李若山如此看待二者之间的共性，“民企像家庭，国企像机关。”现阶段的国企和民企都有很大改进空间。因在大学财务系执教，李若山教授自称UFO(UNIVERSITY FINANCIAL OFFICER)，他同时是复旦大学MPAcc项目的学术主任。

　　谈到国企治理，中国远洋是怎么都绕不过去的案例。继2011年巨亏104亿元后，2012年的中国远洋再度大幅亏损95亿元，其“掌门人”魏家福备受市场质疑。

　　“中远屡屡巨亏，为什么？”他说。尽管自2008年之后航运业低谷徘徊影响了相关企业盈利，但行业周期显然不足以解释中国远洋远超行业竞争对手的亏损，中国远洋存在明显的决策失败。在运价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远洋为了保全全球最大干散货运输公司的地位，未能及时跟进调整运力。如今连年亏损，中国远洋已经成为最大体量的ST公司，甚至需要变卖资产以保住上市壳资源。

　　回头看来，中国远洋激进的市场策略，乃至其非市场化的人才选拔机制都值得反思。

　　“国企原材料是市场配置，设备是市场买，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在市场上卖掉。” 李若山显然认为，国企治理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其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存在漏洞。“既然所有生产要素是从市场上配置，那国有企业的高管是不是也应该市场配置？高管的薪酬是不是也应该按照市场化原则配置？”目前中央直属企业的领导人，由国资委直接行政任命，中国远洋董事长魏家福即是这种情况。

　　“国企要想做好，也需要顶层设计，以对利益格局做出调整。”李若山表示。

　　民营企业治理亦存在自身问题。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营企业发轫，满打满算只有三十年发展历史的民营企业，其治理结构显然不够完善。因造假上市遭到证监会惩处的万福生科是个值得解读的案例。

　　“万福生科通过在建工程把预付款打出去，再通过销售收入打回来。一来一回做大了业绩。”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未能尽到勤勉职责，万福生科三名独董也遭到证监会警告处罚。

　　身为多家上市公司独董的李若山对这项制度颇有感触，他直言，目前国内的独立董事制度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独董都是大股东负责聘请，所选择的独董都是‘听话的’，而且往往是从‘熟悉的朋友圈子里请’。”这样的独董选拔路径与其应该尽到的职责相抵触。

　　李若山笑言有两种董事不能做：一是愤青，二是花瓶。两者的问题在于，“愤青发发牢骚，花瓶装装样子”，于企业治理均无益处。(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