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GDP或跌破7.5%下限 国务院重提加快投资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3月24日，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再次跳水，不仅跌破机构普遍认为的48.7，还创下8个月来最低。对此，中金公司深度研报中开始出现这样的词汇：“青黄不接”、“祸不单行”。

　　“宏观经济的下行应该是已经比较确定的，无论是从月评数据还是从发电量这种高频的数据，包括铁路货运量，都可以确认经济是在下行区间。”浙商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郭磊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黯淡的数据戳破了前两个月关于“经济下行源于春节因素”的饰词。事实上，管理层已提前启动了稳增长马达。3月19日，全国两会后的首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的四个方面工作中，三个都折射出了稳增长的急切心情，如推进改革要求“尽早见效”，稳增长要求“加快重点投资项目进度”等。

　　在此背景下，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预计，稳增长政策将陆续出台，包括进一步降低民营资本准入门槛等。尽管如此，郭磊仍认为，“一季度GDP跌破7.5%下限的可能性非常大。按照我们测算，应该在7.3%左右。”

　　超预期下滑

　　汇丰PMI分项指数也几乎全面遭遇滑铁卢。

　　具体数据显示，3月份产出指数降至47.3，创18个月来最低；新订单部分降至46.9，是自去年8月以来的最低值；采购库存和产成品库存均有明显上升，分别上升1.3和1.2.

　　而在企业层面，问题则更严重。在郭磊的调研中，江浙企业的境遇越发艰难，一些出口和加工企业有订单却缺少工人开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逼着企业不得不慎重地选择订单。本报记者采访获悉，在河南，一家知名服装企业的目标已经下调了两成，在其周围的中小工厂，停机检修的已不在少数。

　　3月份PMI指数低于预期，加剧了近期增长下滑的倾向。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前两个月的经济活动疲软，经济放缓预期增大，三个增长引擎——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弱于预期。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为17.9%，为2002年12月以来新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8.6%，创下2009年4月以来新低；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出口额增速分别为11.8%、-1.2%，分别为2006年2月、2009年以来新低。

　　“美国经济下行比预料的幅度大，所以全世界基本都按这个节奏随之放缓。对中国来说，还有原因在于新一轮投资落空，本来预计今年城镇化能对基建和房地产有一个投资替代，结果城镇化没怎么启动，房地产又受到限制和约束，经济就出现悬空了。”郭磊称。

　　国研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公开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但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所以还可能有一个探底的过程。

　　市场分析认为，为了保证经济不跌破下限，二季度中国央行下调存准率的概率或进一步加大。

　　“今年资金有明显流出迹象，这是去年没有的情况。降准或已提上了日程，只是时机需要选择，如果3月数据较差，4月份外资继续流出，那降准概率应相对较大。”郭磊称。

　　不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3月26日的表态则相对乐观：PMI显示经济存下行压力，但压力并不比去年大；PMI下降主要是产能过剩行业拉了后腿，这反而是经济健康的一面。

　　如何稳增长？

　　7.5%能守得住吗？

　　中金公司经济学家彭文生的预计相对悲观。他认为，近期和未来几个月，社会融资总规模和M2的同比增速预计依然乏力，从而导致经济动能疲弱；此外，由于去年虚假贸易导致净出口对经济贡献率很高，今年一季度净出口贡献可能会大幅回落，一季度GDP有滑落至7%甚至跌破7%的风险。

　　摩根大通对全年增长率的预测保持在7.2%，这依然意味着中国可能无法实现今年预定的增长目标7.5%。

　　在郭磊看来，跌破7%的可能性不大，如果GDP增速下滑至7%或更低，就将威胁到就业市场的稳定。这是管理层会去极力避免的。

　　现在，政策面已经有了动作。屈宏斌表示，政策层面已经表达了稳增长的意愿，预期稳增长政策将陆续出台。

　　3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进度，及时拨付预算资金，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这是时隔多日之后，“稳增长”被再次重点写入国务院常务会议公报。

　　“我们觉得稳增长政策已经启动了，目前的货币政策虽然还是维持基调不变，但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开始稳中偏松。如果4月维持3月的情况不变，可能会有一些投资方面的政策出来，比如像去年年中铁路基建方面的投资，起到了稳增长的作用。”郭磊表示。

　　包括降低民间资本投资准入，加大对地铁、环保和政策性公共住房的支出，以及指导借款利率下行等，都被业内认为是可能存在的稳增长措施。

　　事实上，近两周，政府已出台了不少政策举措，这些措施都与投资密切相关，如不久前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地方基础设施将成为投资的重点；京津冀一体化也将带动大量基建建设。另有消息显示，首都新机场项目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始拆迁，涉及几十个村，其核心区和配套设施加起来的投资不会低于2000亿元。此外，5条铁路线路建设项目也已获批，总投资额约1424亿元。

　　“只有看到能加快资产负债运转的政策，加上企业库存周期的回升以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中国经济才有望从二季度开始逐步走出目前疲软的局面。”朱海斌预计。

　　中国GDP成全球关注敏感数字 主动“破8”引质疑

　　中国GDP为何成全球关注的敏感数字

　　当今世界，能够引发全球关注的数字中，有一个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国每年的GDP增长率。

　　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全国两会上，这一数字毫无悬念地成为焦点之一。在李克强总理接受中外媒体采访的记者会上，获得宝贵提问机会的几家美国媒体和英国媒体记者，不约而同地向李克强总理表达了他们对同一个话题的关心和担忧：中国经济能否以及如何实现7.5%左右的增长目标。

　　伴随着这些关注的，是近两年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和稳增长的质疑以及“崩溃论”和硬着陆的“预言”。

　　GDP增长率，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快慢的全球通用指标。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对中国GDP增长率的关注，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30年间，面对连续多年超过10%的两位数的GDP增长率，国际舆论给予惊艳般的关注和喝彩；第二阶段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大幅调低增速，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实现10.45%、9.3%的高速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出人意料地将GDP增速降至8%以下，即俗称的“破8”，国际舆论开始转为怀疑和质疑。

　　引发这一国际舆论转向的大背景，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中国当年却依然保持了9.63%的高速增长，被一些国际舆论誉为“一枝独秀”。从此，中国被寄予“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的厚望；中国的GDP增长率，似乎不再是中国自己的事，而是事关全球经济未来的大事。

　　中国经济的主动“破8”，似乎打破了西方舆论的惯性思维，他们悲观地表示，中国经济可能连7.5%的增速也无法实现，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增速在2013年只能实现3%~4%，出现可怕的“硬着陆”。

　　事实胜于雄辩。

　　2013年，中国实现GDP 7.7%的高增长，圆满完成了年初预设的“7.5%左右”的目标。

　　2014年，尽管面临着“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困难局面，但中国再次将经济增速确定为7.5%左右。

　　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信心从何而来？

　　实现“7.5%左右”的动力和保证——稳增长的五大潜能

　　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对2014年GDP增长率，作了全面的阐述说明，甚至答疑。

　　对于为何将2014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言，这是“经过认真比较、反复权衡”，并“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从“需要”的角度看，对于中国这样的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报告还明确指出，7.5%左右的增速目标对于全局至关重要，因为“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既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又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耐心解释“7.5%左右”： “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现在我们全国每年要新增城镇劳动力就业1000万人以上，还要给六七百万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留有一定的空间，所以要有合理的GDP增速。”

　　总理又直言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我们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

　　同时，李总理坚定地表示：“我们有去年应对经济下行的经历，中国经济又有着巨大的潜能和韧性，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使今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总理的信心从何而来？除了 “需要”，实现7. 5%的“可能”是什么？

　　2013年中国在应对经济下行中探索和积累了哪些创新实践和成功经验？中国经济蕴含了哪些巨大潜能和韧性？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此广泛采访了来自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企业家及著名学者等各界人士。各界对2014年7.5%左右的增速目标有着高度共识，并且充满信心。受访者普遍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探索和实践，中国经济蕴藏了巨大的增长潜能；其中，改革红利、新一轮对外开放、内需拉动、新型城镇化、创新驱动等几个因素被普遍看好，被认为既是2014年实现GDP 7.5%左右目标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改革红利释放巨大发展潜力

　　本届政府上任伊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简政放权”，自我革命。 这场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赢得了国内外的如潮好评，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为中国经济增添了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根本之策和首要潜力，被誉为新的改革红利。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官员、企业家和学者都将改革红利评价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最有力支撑，并列举了2013年以来已经显现的一系列改革红利。

　　如宏观调控方面，新一届政府放弃了以前惯用的货币财政调控手段，改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2013年，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通过为市场松绑、为企业添力而激发的市场活力明显且巨大： 2013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达到近十多年来最高，而民间投资比重也上升到63%。

　　令各界更为惊喜的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承诺：2014年将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并同时作出更多甚至是系列承诺：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等等。

　　政府如此大刀阔斧地自我革命，目的很简单、很明确——“让市场主体不断迸发新的活力”。

　　再如被誉为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之一的财税体制改革。2013年扩大“营改增”试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这意味着企业一年就有1500多亿元的额外收益。 李克强总理表示，2014年 “营改增”试点再次扩大，如扩大到铁路运输、邮政服务、电信等行业。

　　另一项被各界高度评价和看重的改革红利，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的“混合制”。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当前应该把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一个重点来推进， “建立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动力，只有把企业搞活，创新才有动力，经济才有动力，就业才有保证。”

　　记者在查阅各省级政府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发现，各地都明确表示，将以混合制为抓手，“推进国企改革、搞活地方经济”，并将此作为保质量、稳增长的重要举措。

　　来自企业界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更是亲身感受到了混合制的优势和好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董事长陈戌源说，“我们从2006年整体上市到现在，净资产翻了一番，利润也基本翻一番，职工收入也翻了一番。”安徽海螺集团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已有10年时间，截至2012年末，集团总资产、净资产分别比改制前增长了8.14倍和24.4倍。该集团董事长郭文叁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改革的最大红利 .

　　其实，本届政府对于改革红利的派送力度之大，似乎不断超越市场的期待和预期。例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5家民资银行获批、10家民营企业入选，让多年来困扰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玻璃门”一夜之间被拆除。

　　新一轮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除了改革，中国经济稳增长的第二大潜力，非“开放”莫属。也正因如此，李克强总理在布置2014年重点工作时，第二项便是“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

　　但此开放非彼开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新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格局，已经在倒逼中国必须“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

　　那么，“新一轮对外开放”新在哪儿？各级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基本上有以下几点共识。

　　首先，推动开放向深度拓展。

　　于2013年率先试点的上海自贸区，被认为是新一轮开放的典型标志——扩大全方位主动开放。其开放的效果是令人瞩目的： 2013年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出口增长达到101.3%，远高于全国7.9%的平均增速，自贸区强劲地带动了出口增长。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认为，自贸区不仅仅是政策“洼地”，还是新一轮对外开放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放开投资审批、贸易便利化等综合性措施。

　　上海自贸区的成功试验已开始发挥示范效应。深圳市市长许勤透露，2月末，证监会主席肖钢一行调研前海时表示，要将支持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全部复制到前海，前海“粤港澳自贸区”有望在今年5月1日前获批。陕西省发改委主任方玮峰表示，西安自由贸易园区申报方案已上报商务部。天津、浙江等十多个省份也掀起了申报自贸区的热潮。

　　对于自贸区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予了重大政策利好：“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并开展若干新的试点。”

　　除自贸区外，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及与瑞士、冰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都体现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正在向深度拓展。

　　“新一轮的深度拓展式的对外开放，其拉动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有市场人士粗算了一笔账：2013-202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将达5.6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资额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中国经济周刊）

　　野村：全民套利不可怕 中国经济放缓更令人担忧

　　最近美银美林的报告曾指出，鉴于过去的新兴市场危机大部分都是由在美国货币宽松周期中累积的套利头寸快速消失而引起的，而过去几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货币大宽松，加上全球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使得新兴市场借入廉价美元的套利头寸已经史无前例的速度累积，为未来的危机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然而，野村证券最近的报告却持有相反的观点，野村认为，过去几年新兴市场私营部门的外汇套利头寸的确快速增加，但同时新兴市场公共部门对外汇债务依赖降低，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加，将能很大程度上抵消套利形势逆转的冲击。野村写道：

　　(红点代表当前外汇债务占各国(地区)GDP的比重，蓝点代表1995年来的平均水平，灰柱代表1995年来的最高和最低水平。)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新兴市场硬货币(主要是以美元定价的)外部负债水平(集中关注国家负债和银行贷款)仍不算高。实际上，在我们研究的对象中，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硬货币债务的头寸仍然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其中包括乌克兰、台湾和捷克。但对大部分国家(地区)来说，它们的外汇债务敞口看起来不会造成麻烦。比如说在台湾的例子里，台湾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持有相当大规模的外汇资产，这意味着出现净外汇负债不会成为问题。进一步说，整体来说我们认为，当前新兴市场的外汇负债规模并没有大得足以制造本币贬值与债务负担增加、经济增长放缓之间的恶性循环。

　　以外汇定价的企业债务的发行在最近几年的确大幅增加。我们估计，新兴市场硬货币未偿付企业负债已经从2009年末的5968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末的13031亿美元，其中包括离岸发行的债务。但这并没有导致宏观层面上广义外汇负债水平的上升。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外汇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实际上下降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主权债务的发行已经倾向于集中用本币定价，同时政府外汇负债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就算涵盖“隐藏的”负债(也就是通过离岸实体发行的债务，在传统以发行地作为统计基础的官方数据中，这些债务不一定会被算入)，这个结论也仍然成立。

　　这并不是说，新兴市场货币汇率未来一定不会往下调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正在经历经济增长放缓，而本币走弱可能只是这个调整过程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但鉴于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拥有更为有弹性的资产负债表，而且硬货币债务规模有限，这意味着对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来说，外汇和其它资产出现巨大波动的风险是较小的，或者说，引起大幅波动的因素可能来自债务头寸以外的不同原因，比如说政治风险。此外，涉及做空新兴市场外汇头寸的反向套利活动(negative carry)在过去12个月已经增加，并使得做空新兴市场货币变得越来越昂贵。

　　虽然野村认为新兴市场全民套利的市场行为不大可能引起全面的新兴市场危机，但其更担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其它国家的影响：

　　这与资产配置的传染性不大相关，更多地与通过地区和全球增长的实体经济渠道和传导相关，特别是通过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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