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A股进入垃圾时间 这可能是最难熬的

　　在20多年的股市生涯中，对我最好的一个评价来自上交所首任总经理蔚文渊：“人们都说股市有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两大派，但我看金学伟既不是基本分析派，也不是技术分析派，而是基础分析派，他关注的是市场运行的基础条件。”

　　这个评价所以好，一是它恰如其分，准确到位；二是它有点“一语点醒梦中人”的味道。原来我会把其他学科、领域的思想方法应用到股市分析中，也会自创一些新的方法、新的视角，那只是因为股市历史短，无法归纳出可信度较高的规律现象，分析工具不足，知道的股市分析理论方法也不多，很多方面只能自创，或拿来主义。而从那以后，不拘门派，不拘专业还是非专业方法，定性的或定量的，只要能构成股市运行基础条件的，都会纳入我的分析系统，成为判断和分析股市的内容之一。

　　与此相仿，无论哪一种方法、理论得出的结论，我都只把它看作股市运行的基础条件之一，而不是可“一语定乾坤”的铁证。

　　比如，为什么嘲笑一些首席经济学家或首席策略师以白痴都能看得明白的宏观经济问题来说股市？因为宏观经济只是股市运行的基础条件之一，而非唯一的条件。从基本分析的角度说，构成股市运行基础的还有估值，在不同的估值条件下，宏观经济对股市的影响度有天壤之别。

　　更进一步，构成估值基础的不仅仅是当前的每股盈利、每股净资产，甚至也不是未来的盈利会降多少，更重要的还有它的资产重置价，甚至说单纯的股价，美国股市100年来的经验已彻底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股市跌到最低点时，平均市盈率高达130倍，但这并不妨碍其后反弹1倍多，因为股价已到了极低点。从个股来说，这个极低点有可能不是错杀，而是准确的重估。但从整个市场来说，肯定是错杀。其后1倍多的上涨就是对这种整体错杀的修正。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此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下，美国股市历经探底，却始终保持了1974年的低点不破。因为市场的整体估值已降到了极低点。

　　在基本分析层面，能构成股市运行基础的还有一支重要力量——政府。政府的对策和决策可以在很大程度，甚至从根本上扭转宏观经济不利因素对股市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有3本书值得我们读一下。

　　第一本是斯波朗迪的《专业投机原理》，里面有两个涉及到股市运行基础条件的内容。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当经济过冷，政府就倾向于手拿气筒，打气；当经济过热，政府就倾向手拿刺针，放气。一个是趋势寿命，通过历史上每一轮趋势的运行时间、幅度，归纳出一轮趋势运行的时间、幅度达到多少后，趋势延续的概率有多大。以这两个因素为基础或前提条件，辅之以“趋势转折的1、2、3法则”，构成斯波朗迪的整体交易策略。显然，斯波朗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础分析派。

　　第二本是《美国总统经济学——从罗斯福到克林顿》。它讲述了从罗斯福到克林顿这段时间美国历任总统所遇到的经济问题，以及相应的决策过程和对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政府决策的基本思路。

　　第三本是茨威格的《走在曲线的前面》。这本书也有两个与基础分析有关的内容。一是货币政策的量化评估，以0.5%的利率升降为一个基点，以6个月时间来考量。利率一次性升降0.5%，宏观基础分评为±1分；半年内两次提升降0.5%，宏观基础为±2分；一次性升降1%，也是±2分。二是投行策略报告显示的看好、看坏比例，当这个比例达到一定程度，就反向站队。看好占绝对优势的，就站到空方一面；看空占绝对优势的，就站到多方一面。这两个因素构成茨威格投资与交易的基础条件。

　　所有成功的投资者本质上都是基础分析派——索罗斯是最杰出的基础分析派。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理解，为什么每一段行情总会有首席经济学家或首席策略师是对的，但每一次对的都不是同一个人？是因为他们太局限于宏观经济问题，而宏观经济只是股市运行的基础之一，绝对不是唯一。

　　事实上，从1849点以来，我所讲的全都是与基础分析有关的，有些可归到基本分析范畴，有些可归到技术分析范畴。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有两个：6年熊市的最低点已经见到，牛市在2015年产生。包括上周说的年线韵律，看起来是讲技术分析，其实也是在讲基础分析。如果年线已构成2阴1阳2阴的分形组合，2014年继续收阴的这一基础条件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包括1991年以来的24年中，上证指数的年线已经有了12条阴线，哪怕年线的分形组合有继续收阴的要求与可能，2104年继续收阴的基础条件也就不存在了，因为，阴线在总体数量上超过阳线，是违背股市最基本自然法则的。可能，加上必要，才构成必然。

　　咋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2014年剩下的时间，可能是最难熬的——不仅弱，也很少有因大幅波动而出现交易空间。但知道了可能会来的，和今后必然会来的，我们就能胜利度过这段垃圾时间。

　　(作者系上海金耕信息运营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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