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对话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库斯·布伦纳梅尔：构建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韧性

　　金融危机、国际冲突、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各种不确定性冲击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冲击过后，社会是会很快恢复，还是会留下永久的疤痕？个人、机构、社会、宏观经济和国际秩序在面对各种重大冲击与危机时，如何保持韧性？

　　近日，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Edwards S. Sanford讲席教授、普林斯顿本德海姆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马库斯·布伦纳梅尔(Markus Brunnermeier)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他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从冲击中恢复的韧性。社会可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冲击，因此必须建立不同的缓冲机制和储备其他要素来帮助社会恢复。与此同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不同国家应该针对各自国情优化供应链布局，降低疤痕效应和负反馈循环对社会韧性和经济韧性的影响。

　　建立一定缓冲机制来提高韧性

　　《21世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时可以想象做一个人，需要有“健康管理”，需要有从冲击中恢复的韧性。影响“韧性”的因素有很多，有人从“控制论”角度出发，也有人从“防灾”角度出发，你为什么选择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切入？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是由社会契约粘合在一起的，社会契约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社会规范在人们共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与机器不同，你可以想象一台机器或一个网络有多稳定，当网络的一部分崩坏时，可以采用一个更工程化或控制论的方法比如用其他新的部分来替代。但如果想包容一个社会或是不想让社会的一部分堕落，却不能直接用“新人”来代替它。此外，与你提到的另一个“防灾”的观点相反，韧性意味着你是现实的，你不认为自己能阻止任何灾难。灾难会到来，但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具备从中恢复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防止所有的灾难，但是我们可以把社会设置成这样一种方式：当发生灾难后，我们可以从中恢复、更容易恢复、更快恢复。

　　《21世纪》：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是互嵌和交织的，有观点认为社会韧性是经济韧性的基础和保障，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该如何构建后疫情时代下的社会韧性？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我赞同这个观点，经济是社会很大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韧性是一个比经济韧性更广泛的概念。即便经济运行良好，社会中仍会存在一些其他摩擦，比如不公正等，这些都可能导致社会分崩离析。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韧性，我们需要良好、平衡的经济状况，确保它在经受冲击后能够恢复。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建立更强的社会韧性？我认为必须更多地关注公共利益，以确保提供足够有效的、针对流行病的健康服务。但对于其他冲击，我们必须采取其他缓冲办法。如果只从非常狭隘的成本最小化的视角出发，那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必须考虑缓冲和替代能力。冲击的类型是非常具体的，如果是健康冲击，那就需要不同的公共产品供应，比如功能完备的卫生系统；当然也可能是流感等其他类型的冲击，就需要不同类型的缓冲能力。我认为，无论冲击是什么，都必须建立一定的缓冲机制和储备其他要素来帮助恢复。

　　数字化给中小微企业带来新机遇

　　《21世纪》：近年来，数字技术创新和迭代速度加快，许多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如何通过数字金融促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我们的确正处于巨大的数字化转型之中。这对许多中小微企业来说是一个挑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机会。过去如果想创办一家公司，在初创阶段比现在要困难得多，很多成本是固定的，记账等其他所有事情都必须自己做。现在，在数字化的环境下，事情实际上变得容易了，依靠数字经济可以更容易地把事情外包出去，可以把它们放在主要供应商提供的云平台上，也可以更容易地从某些平台购买产品。除此之外，依靠数字经济还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是非常重要的。尽管需要一些付出，但我们不仅要看到数字信息的挑战，也需要看到它的优势。

　　《21世纪》：数字化医疗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出现了个人隐私泄露、医疗数据外流等问题。你认为该如何提升数字化医疗的监管效率？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追踪数据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们受保护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保护人们的隐私。数字化追踪人们的隐私，但通过新的加密技术，也可以找到保护隐私的方法。由于文化背景差异，每个社会的应对方法可能都会有些许不同。但采取有关措施是重要的，这将帮助我们在未来以更高的效率去应对其他危机。

　　全球供应链需要额外缓冲空间

　　《21世纪》：你在书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劳动者、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都造成了疤痕效应。你认为该如何降低这些疤痕效应对社会韧性和经济韧性的影响？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首先，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减少疤痕效应，使社会能够长期持续运行下去，避免出现无法恢复的负面效应陷阱。其次，也要注意负反馈循环，避免某个负面冲击不断自我滋生，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不管是行业还是社会，我认为避免陷阱和负反馈循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都会使社会失去韧性。

　　《21世纪》：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促使产业链供应链向去全球化和多区域化发展。此过程中，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该如何针对各自国情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从本质上讲，正如你所说的，全球供应链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已经展现出脆弱性。因为供应链非常注重及时性，我们必须设计一个模型，以保证万一出现问题，我们仍然有一些额外的缓冲空间。反思全球供应链，我认为现在有三种方式：

　　一是，大部分生产仍然回到发达经济体。比如某企业扩展到中国进行大规模生产，现在可能会将生产转移回来，不是说回到美国或者欧洲，只是为了在危机时期确保对生产的可控性；二是不把所有生产转移回发达经济体本国，而是到友好国家。这基本上可能会把世界分成两方，一个更西方，一个更与中国相关。这就是第二个方法，但它也有一些弊端；三是一个全球统一的方法。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有一个或两个公司，而是有三个四个供应商，它们位于不同的大陆。如果一家公司出了问题，仍有第二供应商和第三供应商。比方说，供应商一个在亚洲、一个在非洲、一个在拉丁美洲，这样实际上仍可以采用外包手段。

　　因此理想的环境是我们采用多种外包方式保持世界是一个完整体，不同国家互通有无，遵守共同的规则，基本上能应对冲击并使世界经济更有韧性，这实际上也将帮助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如果选择供应链回迁，从长远来看也会为新兴经济体带来麻烦，对全人类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健康的进步。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南财对话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库斯·布伦纳梅尔：构建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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