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益慈善迈向“善治”新阶段｜2025中国经济年报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五年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找准定位，以法治建设为基石，以数字化转型为动能，走上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关键跨越。

　　民政部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较2020年底增长70%达到1.6万余家，备案慈善信托增长了近4倍，年度慈善捐赠总额最高突破2000亿元。公益慈善力量在第三次分配、民生保障等领域的作用愈发凸显。

　　“在肯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光环下的结构性挑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慈善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邓国胜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这位观察行业近30年的学者指出，在规模扩张与规范深化的双重轨道上，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新，于政府引导与科技赋能的浪潮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行业迈向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法律法规更加完善、规范化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强化，是‘十四五’慈善事业最鲜明的宏观特征。”邓国胜开门见山地指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法治化进程迎来突破性进展。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对健全应急慈善制度、完善促进措施、规范慈善活动、加强监督管理等作出规定，为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围绕这一核心法律，《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相继出台，构建起更全面的制度体系。部分省市根据新修改的慈善法精神和当地实际情况，也相继推出地方性政策法规。“我国慈善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了。”邓国胜说道。

　　在制度保障下，规范化建设与党建引领持续深化。“这五年的主要特征是从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而规范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邓国胜表示，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工商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透明度、合规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政部门还深入实施“阳光慈善”工程，推动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组织内控的综合治理格局，有效提升了慈善事业公信力和透明度。党建引领的深度融入也成为公益慈善治理的重要支撑，在规范组织运作、强化诚信建设中的作用也持续凸显。

　　在此基础上，行业进入规范化转型的阵痛期与机遇期。全国社会组织总量增速放缓但结构持续优化，据民政部数据，“十四五”期间新成立了一批科技类社会组织，目前有2.4万家社会组织活跃在科技创新领域，彰显出行业发展的新质活力。此外，五年间，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重点投向“一老一小”“一残一困”、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2566亿元，在补充社保基金、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慈善与社区慈善双轮驱动

　　中微观层面，科技慈善与社区慈善的双轮驱动，成为“十四五”公益慈善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亮点。

　　数字化浪潮重塑慈善生态，互联网募捐平台持续发力，民政部依法指定的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3家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累计募集资金1600多亿元，为乡村振兴、扶弱济困等提供了有力支撑。“2023年，中国互联网个人捐款达到一个高峰，差不多100亿元，如果算上个人求助网络平台的筹款，可能形成几百亿规模的数字慈善市场——这就是科技慈善的作用。”邓国胜指出。还有腾讯、字节、蚂蚁等公益平台推出的各类数字化工具，显著提升了公益慈善组织运营效率。

　　与此同时，社区慈善让善意扎根基层。在政策引导与地方实践的共同推动下，各地纷纷探索社区慈善的创新模式。例如，广州实现街道级社区慈善基金全覆盖，苏州设立社区慈善工作站，成都社区基金会服务效能持续提升。“社区慈善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国胜表示，这一发展趋势与国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导向相契合。

　　二者共同构成了我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实践：在数字化工具的加持下，各地慈善资源持续向基层社区养老、助残、儿童福利、教育医疗、就业增收等方面倾斜；社会各界捐赠200多亿元支持河南郑州特大暴雨、甘肃积石山地震等灾害救援。公益慈善在应急响应、服务民生、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

　　在秩序与活力间探寻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尽管成就显著，我国公益慈善事业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平衡“规范”与“促进”“秩序”与“活力”，成为行业迈向“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善治”命题。

　　邓国胜坦言，行业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一方面，社会组织总量增速下降，其背后原因之一是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登记注册难题尚未完全解决，同时，“入口”不畅与“出口”不易并存。另一方面，各地“重规范、轻促进”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存在。“四中全会强调‘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要把促进放在前面，”邓国胜分析指出，但实践中规范的措施多，促进的办法少。例如，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呼吁多年仍未完全落地，影响了这一创新工具潜能的释放。

　　这种张力也体现在行业发展数据上。“从学者的期待来看，发展还没有达到预期。”邓国胜列举了两个关键数据：2008年汶川地震后慈善捐款突破1000亿元，但此后长期在1500亿至2000亿元区间徘徊，占GDP的比重未升反降。

　　与此同时，数字鸿沟问题难以避免。科技慈善仍处于起步阶段，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广大中小组织因缺乏能力、人才、资金和意识，与头部组织的差距可能逐渐拉大，更易边缘化。此外，专业人才薪酬竞争力不足、基层社工待遇偏低等沉疴，依然制约着行业的人才吸引力与长期健康发展。

　　人才结构优化与薪酬瓶颈并存，同样折射出行业的阶段性矛盾。一方面，行业人才结构不断优化，越来越多科技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加入公益慈善领域，多元化人才队伍为行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但另一方面，专业人才收入水平缺乏竞争力、基层社工薪酬过低等沉疴，制约了行业对优秀人才的长期吸引力。

　　展望“十五五”，平衡秩序与活力、发挥慈善事业的功能成为关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要求“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为慈善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行业研究课题也已指向未来——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25年十大课题，聚焦于规划、党建、透明度、社区慈善、人工智能应用等关键领域。

　　邓国胜强调，科技慈善与社区慈善是未来我国慈善事业能够实现弯道超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但仍然需要完善更具激励性的生态环境。“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特别期待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能成为‘十五五’期间吸纳新增就业的重要力量，能够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说，这要求未来在坚守规范化底线、强化党建引领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激发慈善的活力，在配套政策激励、疏通发展堵点、夯实人才基石等方面协同发力，形成“人人慈善，处处慈善”的良好氛围。

　　“从长远来看，公益慈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行业未来发展可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邓国胜期待，一个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既能服务国家战略又能贴近民生需求的现代公益慈善体系的加速形成。而这也是“十五五”时期，行业需要回答的重要命题。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网）

(原标题：中国公益慈善迈向“善治”新阶段｜2025中国经济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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