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速战速决落空，大类资产定价如何变化？

　　美伊冲突继续升级，战事已明显偏离此前“速战速决”的设想，逐步转向更具消耗性质的拉锯战。

　　3月9日，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被伊朗专家会议选为新任最高领袖，这表明伊朗国内权力中枢在战时实现了延续与集中，强硬派仍牢牢掌握主导权。这意味着伊朗短期内在军事与外交上转向妥协的概率并不高。

　　伊朗方面释放出的信号是，只有在外部军事打击停止的前提下，停火与谈判才有现实空间；另一方面，美方表态则明显更强硬、更摇摆。

　　特朗普一度称战争可能“很快结束”，理由是“几乎已没有什么目标可打”，但与此同时，美军并未收手，反而继续扩大打击范围。3月13日，美国已将打击外延推进至哈尔克岛，对岛上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但刻意避开原油基础设施。美方表述称，此次行动摧毁了该岛90多个伊朗军事目标，显示美方试图在继续施压伊朗与避免立刻引爆全球能源危机之间保持某种边界。

　　当前哈尔克岛的战略意义进一步上升。哈尔克岛是伊朗原油出口体系的核心枢纽，其承担伊朗约90%的原油出口，日均经由该岛出口的原油约为155万桶，在伊朗170万桶左右的出口总量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换言之，只要哈尔克岛仍能运转，伊朗就仍握有最关键的财政与外汇来源；反过来，一旦该岛油运设施遭到实质性破坏，伊朗经济将受到直接重创，全球油市也将面临进一步收紧。

　　从地理和港口条件看，哈尔克岛位于伊朗海岸外约16英里处，具备伊朗最关键的深水装运能力。哈尔克岛海上装船终端可停靠50万载重吨级超级油轮，最大水深约32米，这种条件在伊朗出口体系中极为稀缺。因此，伊朗虽然近年来尝试建设贾斯克等替代终端，但其替代能力仍十分有限。

　　因此，把3月13日美军对哈尔克岛的打击放在更大框架下看，其含义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空袭，而更像是一种带有强烈试探意味的“边缘施压”：打的是军事设施，留的是石油设施，传递的是“我可以进一步升级，但暂时没有越过全球能源市场无法承受的那条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冲突至今虽已重创区域安全，却尚未演变为最极端的全球能源断供情景。

　　总体看，美以仍占据制空与远程打击优势，但伊朗凭借导弹、无人机、航运扰动和代理人网络维持反制能力，短期内实现真正停火的难度依然很高。

　　特朗普政府频频发难的背后是什么？

　　从美国当前对外政策取向与实际行动来看，2026年特朗普政府对外频繁采取强硬举措乃至军事行动，并非单一事件触发的短期行为，而是国内政治、国家安全战略、财政经济及全球能源金融格局多重因素叠加的系统性选择。

　　其政策逻辑可从国内政治周期、国家安全战略调整、财政债务压力、石油美元体系维系四个维度客观拆解。

　　首先，国内政治周期构成了最直接的驱动因素。2026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而特朗普政府在选前正面临明显的政治压力。多项民调显示，2026年初其支持率已回落至36%至40%区间，同时仍受到司法调查以及国会两党博弈的持续牵制，执政议程推进并不顺利。

　　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对外强硬往往被用作短期内重塑政治议程的重要手段。“战时总统效应”在历史上多次出现，通过强化外部威胁叙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执政者的领导形象。从这一角度看，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此前针对委内瑞拉和格陵兰问题的强硬表态，都难以完全脱离中期选举背景。不过，这一策略同样存在明显风险。特朗普核心支持者中相当一部分长期反对海外军事介入，一旦冲突演变为长期消耗战，反而可能侵蚀其选举基础。

　　其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在经历一次明显的调整，这为理解本轮对伊行动提供了更重要的背景。2025年底发布的新一轮《国家安全战略》显示，美国正在逐步从过去维持广泛全球承诺的战略模式，转向更强调成本与利益约束的现实主义框架。其核心思路并不是重新投入大规模海外战争，而是压缩长期安全承诺，将资源集中于少数关键战略节点，例如西半球安全空间、北极航道以及全球能源与航运枢纽。在这一思路下，美国更倾向于通过高强度、短周期的军事施压解决局部威胁，而尽量避免再次陷入阿富汗或伊拉克式的长期军事消耗。

　　因此，特朗普政府最初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出发点，更接近于一次“有限打击式威慑”。其目标在于通过集中打击压制伊朗核能力和导弹体系，同时削弱其地区代理网络，从而迫使伊朗在地区秩序和核问题谈判中作出让步，而不是全面卷入一场新的中东战争。

　　从战略逻辑上看，这一行动更像是服务于“战略收缩”的手段：通过短期高强度军事压力清除地区威胁，并将长期安全负担更多转移给以色列和海湾盟友。

　　但现实的发展并未完全按照这一设想推进。一旦军事行动触及伊朗本土权力核心与政权安全边界，冲突的演化逻辑便很难继续受制于“有限打击”的原始框架。随着伊朗最高层遭受重创、霍尔木兹海峡被卷入冲突以及地区代理网络全面联动，局势或已经开始偏离美国最初希望控制的节奏。

　　换句话说，美国原本希望进行的，是一场成本可控、周期较短的威慑性军事行动；但当前冲突正在向更具外溢性和不确定性的地区对抗演变。这也是当前局势最值得警惕的地方：特朗普政府原本试图避免重新陷入中东泥潭，但高强度军事行动本身，正在逐渐侵蚀其战略收缩的可控边界。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与债务压力也构成了重要的经济背景。近年来美国联邦债务规模持续攀升，截至2026年初，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38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快速上升并逐渐成为财政的重要负担，宏观政策空间不断收窄。在高债务环境下，通胀往往被视为一种间接稀释债务实际价值的方式。

　　一旦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从而带动全球范围的输入型通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元债务的实际压力。同时，军事支出本身也会带动军工和相关制造业需求，对短期经济形成一定刺激。但这一路径同样存在明显不确定性，一旦冲突长期化，高额军费反而可能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

　　更深层的背景则来自全球能源与金融体系的变化。过去几十年，美国金融霸权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石油—美元”循环体系，即全球能源贸易主要以美元结算，从而维持稳定的美元需求。

　　近年来这一结构正在出现一定变化。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从2000年的约71%下降至2024年的约58%，部分产油国开始尝试在能源交易中使用非美元货币结算，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也在推动替代结算体系。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关键能源节点的战略关注明显提升。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一旦航道安全受到冲击，全球能源价格与金融市场都会迅速受到影响。因此，对伊朗持续施压，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美国维护现有能源与金融秩序的考虑有关。

　　总体来看，特朗普政府2026年的对外强硬政策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单一的军事决策，而是在国内政治压力、战略收缩调整、财政约束以及全球能源金融格局变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政策选择。但这一策略本身也具有较高风险。一旦冲突持续升级或大范围外溢，不仅可能加剧美国财政与政治压力，也会对全球能源市场和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未来美伊冲突如何演绎？

　　从当前冲突演化路径看，未来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影响，大体可以沿三种不同情境展开。

　　第一种情境是冲突进入长期化阶段，但霍尔木兹海峡并未被持续封锁。军事层面上，美伊之间逐渐形成一种低烈度、长期化的消耗格局，冲突更多表现为针对军事设施、地区代理力量以及航运目标的周期性袭扰。

　　海峡在名义上保持通航，但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袭船、水雷威胁以及无人机侦察成为常态。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并不是能源供应中断，而是运输风险显著上升，航运保险费用和运输成本持续抬升，全球能源市场被迫长期支付“地缘风险溢价”。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油价可能维持在较高区间震荡，如90—120美元/桶附近。能源成本的持续高位将拖慢全球通胀回落的节奏，使主要经济体的降息周期明显推迟。全球宏观环境将逐渐呈现出低增长、通胀黏性较强、利率维持高位的格局。

　　第二种情境则是冲突进一步恶化，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主要反制工具，实施周期性的封锁或间歇性袭扰，使航运长期处于中断风险之中。即使美国及其盟友通过护航行动维持部分通行，也难以完全消除低成本袭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一旦海峡运输大幅受阻，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运输将受到冲击，国际油价可能快速上冲至150美元/桶甚至更高水平。

　　能源成本的急剧上升将迅速向制造业、交通运输和居民消费传导，引发新一轮输入性通胀。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路径可能出现逆转，原本预期中的降息周期被迫中断，部分央行甚至需要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胀。全球经济将面临典型的“滞胀”风险：增长明显放缓，但物价水平却持续上行，宏观政策调控空间显著收窄。

　　第三种情境是冲突在较短时间内通过政治谈判迅速收场，美伊双方在国际斡旋下达成某种形式的停火或和解安排。从能源市场角度看，这一结果在短期内将迅速缓解供给担忧，使油价和航运成本回落。

　　但从现实约束来看，这一情境出现的概率相对较低。一方面，本轮冲突已经触及伊朗政权安全与核心战略能力，相关矛盾难以通过短期谈判迅速化解；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周期、中东地区盟友结构以及以色列的安全诉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快速妥协的空间。因此，即便未来出现停火，也更可能是阶段性降温，而非彻底政治和解。

　　另外，如果冲突最终以美国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而快速收场，其长期影响可能并不局限于能源市场本身，而是会触及更深层的国际金融结构。

　　一旦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在高强度军事施压后仍不得不作出妥协，其战略威慑力与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将受到明显冲击。对于中东产油国而言，这将强化一种判断：将能源贸易长期绑定在美国安全体系与美元结算体系之上，本身存在较高的战略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产油国可能加快推进能源贸易结算多元化，提高以人民币、欧元或其他货币进行结算的比例，从而削弱“石油—美元”循环的稳定性。随着能源贸易货币结构逐步分散，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美元主导地位也可能受到边际侵蚀，美元资产的避险属性与储备地位面临新的挑战。

　　目前局势更接近第一种情境与第二种情境之间的过渡阶段。冲突虽然尚未导致海峡全面关闭，但能源运输风险已经显著上升，市场正在重新定价中东地缘风险。

　　大类资产框架会如何变化？

　　如果未来美伊冲突走向长期化，即冲突持续数月甚至更长时间，但霍尔木兹海峡并未被永久封锁，那么全球大类资产定价的核心逻辑将不再是一次性冲击，而会转向“高地缘风险溢价+高能源成本+高政策不确定性”的新组合。

　　即便航道没有被完全切断，只要安全风险长期存在，全球能源价格、通胀路径和利率预期都会被系统性重塑。

　　传统避险资产内部将出现明显分化。过去遇到地缘冲突，资金通常会先涌向美债，但如果美国自身深度卷入冲突，这一逻辑未必能够持续。

　　短期看，避险情绪仍可能压低美债收益率；但中期看，市场会越来越关注美国财政赤字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货币政策两难。美国联邦债务截至2026年3月已接近38.9万亿美元，债务约束本就较强；若战争支出持续抬升，而能源价格又推高通胀，美联储将在“稳增长、控通胀、稳财政”之间面临更复杂的取舍。

　　由此推演，美债更可能表现为“短端受避险支撑、长端受供给和通胀压制”，收益率曲线陡峭化压力上升，长期国债的传统避险属性反而会被削弱。

　　与之相比，黄金受益逻辑更清晰，当地缘冲突、通胀黏性和美元信用担忧同时出现时，黄金往往同时具备避险和货币替代双重属性。2025年以来金价与需求的强势表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缘政治风险、通胀对冲需求以及投资者分散配置诉求的共同支撑。

　　其次，若冲突长期化但航道维持名义通航，原油市场最典型的表现不是“断供式涨价”，而是风险溢价中枢系统性抬升。船舶保险、护航成本、绕行安排和供应链缓冲库存都会提高边际成本，油价中枢大概率上移，并维持高波动。

　　进一步看，这种冲击还会重塑全球能源贸易路线：欧洲和亚洲会更主动寻求中东以外的替代来源，美国页岩油、俄罗斯原油以及其他区域性供应的战略价值都会上升，但短期内全球剩余产能有限，无法完全替代霍尔木兹的枢纽作用，因此高油价更可能成为阶段性常态而非短期脉冲。

　　换言之，在这一情境下，大宗商品的核心主线将从“需求周期”重新转向“供给安全”。

　　外汇市场的变化则会更复杂，美元可能呈现“短强长弱”的特征。冲突初期，美元仍会因为流动性优势和全球避险需求而阶段性走强；但若战争持续、美国财政负担上升、能源价格抬升通胀，而外界又开始重新评估美国安全承诺与战略信用，那么美元中期面临的压力会逐步上升。

　　更深层的变量在于石油美元体系本身。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到2025年第三季度已降至56.9%，明显低于2000年前后的高位70%，说明全球储备结构本就在缓慢多元化。若中东冲突长期化，更多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会强化一个判断：将核心能源贸易完全绑定美元结算与美国安全供给，战略风险正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欧元以及区域货币在能源结算中的边际使用率都有可能抬升，其中人民币的受益逻辑更为突出。

　　原因在于，中国既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之一，又相对远离冲突中心；一旦市场同时关注能源安全与支付安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能源结算中的角色就可能顺势扩张。

　　权益市场层面，长期化冲突更可能带来东西方市场的再分化。

　　对美股而言，能源和军工板块会阶段性受益，但很难完全对冲市场整体所承受的压力。高油价会侵蚀企业利润和居民实际购买力，通胀黏性又会压制估值中枢，美国如果进一步深陷财政扩张和战争融资，美股过去依赖“低利率+高信用+高科技溢价”的定价框架就会受到冲击。

　　因此，更值得警惕的不是一次性下跌，而是美股可能从长期单边牛市转入高波动、低回报、风格分化加剧的新阶段。近期HALO交易也能体现这一逻辑。

　　相较之下，A股和港股短期也会受到全球风险偏好下行和外资波动的拖累，但中长期未必处于同样不利的位置。中国远离冲突核心区域，产业链完整，且在能源转型、电网、储能、高端制造等领域具备较强的供给能力，一旦全球资产重新围绕“能源安全”和“货币信用重构”定价，中国相关资产反而可能获得相对优势。

　　港股由于更受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波动性可能高于A股，但若估值已处于低位，其对长期资金的吸引力也会同步上升。

　　归根结底，若下一轮美伊冲突走向长期化，全球资产定价体系最深刻的变化，不是单纯的风险偏好下降，而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安全资产”会被重新定义。

　　过去几十年，全球市场默认的答案是美债、美元与美股核心资产；但当冲突本身推高能源成本、侵蚀美国财政约束，并削弱美国战略信用时，这一套定价锚就会出现松动。

　　相应地，黄金、能源、部分非美元货币资产以及具备供应链韧性和地缘稳定性的市场，可能逐步获得新的溢价。

　　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未来资产配置的主线，可能不再只是增长与利率，而是能源安全、财政可持续性与货币信用三者之间的再平衡。

（文章来源：中国银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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