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 | 他们的研究，跟我们日常经济生活有什么关系？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E·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了微观基础”。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说，正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我们更能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这样的经济冲击”。

　　这份荣誉背后，是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宏观经济学转向：从“用宏观变量解释宏观现象”，走向“从家庭与企业的微观决策出发理解整个经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沈吉在接受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两位诺奖得主这套“宏观稳定的微观基础”思路，十分重视研究政策对微观主体的影响及其反馈。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伍德福德与中国学界也有交集。2005年，他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发表题为《经济素养、央行沟通交流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演讲，主张央行应明确目标、按规则决策，并与公众充分沟通。此后多年，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预期引导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体现出“政策沟通也是政策工具”这一理念的现实价值。

　　打破常识，消费为什么无法被预测？

　　凯恩斯之后，宏观政策长期围绕一个朴素逻辑展开，经济差就降息、扩赤字、促需求，经济热就反向收紧。这一框架运行了数十年。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改变了一切。油价暴涨之下，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滞胀”让传统凯恩斯模型陷入尴尬。按旧逻辑，失业上升往往伴随通胀回落，可现实偏偏相反。刺激需求非但没能救经济，反而推高通胀。

　　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传统模型依赖的是通胀、失业和消费等宏观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这些关系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企业在做决策。不回到微观层面理解人们如何做出选择，宏观政策就无异于盲人摸象。

　　在沈吉看来，微观主体是政策的实施对象，但同时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不会被动地等待政策的到来，而是会形成自己的预期并积极主动地让政策对自己产生有利的影响，规避不利的结果。

　　霍尔1943年生于美国帕洛阿尔托，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长期执教于斯坦福大学。

　　他最具标志性的贡献，是1978年把理性预期引入消费理论。霍尔的观点打破了常识，认为如果家庭已经根据已知信息安排跨期消费，那么当前消费就已经“吸收”了所有可预测的信息；真正能改变消费行为的只有未预期到的冲击。

　　这便是“消费随机游走假说”。在合理假设下，消费的变化无法被已有信息系统性预测。它把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与理性预期框架连在一起，成为现代宏观消费研究的基准。

　　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这让研究问题从“哪些变量能预测消费”变成了“消费变动是否不可预测”。这一转变的意义远超消费领域本身，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自然基准，凡是在数据中发现的可预测消费变动，都代表着对理论假设的某种偏离，从而可以被度量和解释。

　　1982年，霍尔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通过美国PSID面板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约80%家庭的消费行为符合前瞻性理论，另有约20%的家庭消费基本随当期收入变动，表现为“量入为出”。这一比例会随时间和国家而变化，但关键在于它可以被估计出来，而不必停留在争论层面。

　　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深远。曾刚表示，同等规模的转移支付或减税，落在前瞻家庭手里大多变成储蓄，落在受约束家庭手里则直接变成需求，面向后者的定向支持，通常比普遍性减税更能拉动总需求。这一结论已成为各国财政部门评估刺激方案的基本依据，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定向救助政策的理论来源之一。

　　经济调控，央行说话本身就是政策

　　如果说霍尔回答了“家庭为什么这样消费”，伍德福德则回答了另一个更贴近央行的问题，即政策沟通如何改变经济。

　　公开资料显示，伍德福德1955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后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最终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师从索洛、费希尔等经济学大家，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他认为，央行不仅通过利率调控，也靠“管理预期”发挥作用。家庭、企业、投资者不仅会看今天的利率，也会猜“央行明年、后年准备干什么”。因此，一份清晰的声明、一个明确的政策框架，本身就能影响支出、定价和通胀预期。

　　1999年前后，伍德福德关于货币政策惯性与规则的研究，为后来的“前瞻性指引”奠定理论基础。当利率降至零下限、传统降息空间耗尽时，央行可以通过承诺“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低利率”，抬高通胀预期、改善产出预期，从而刺激当期需求。

　　2003年，他在《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一书中系统重构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分析框架，讨论利率规则、通胀目标、价格黏性、政策信誉与央行沟通，被学界和央行研究者视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文献。

　　“既然家庭和企业的决策都取决于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央行的可信度、透明度与沟通本身就成了政策工具。”曾刚表示，一个承诺可信的央行，可以通过引导预期，用较小的利率变动实现同样的稳定效果；反之，若央行缺乏可信度，即便大幅调整利率也可能事倍功半。当代央行普遍采用的通胀目标制、前瞻指引和定期沟通，其理论依据大多可以追溯到伍德福德的工作。

　　“新凯恩斯”框架已成全球央行重要工具

　　两位学者的工作在时间上相隔二十五年，在逻辑上却紧密衔接。

　　从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危机到今天各国央行的政策实践，霍尔与伍德福德的工作贯穿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其理论贡献的核心十分朴素。宏观政策作用于人，而人会基于对未来的预期来做当下的决策，任何忽视微观预期以及行为的宏观政策，都可能在关键时刻给出错误的答案。

　　曾刚认为，霍尔为消费决策建立了微观理论基准并完成了实证检验，回答了“家庭如何形成消费决策”这一基础问题；伍德福德则把这一结果与企业定价和央行行为整合起来，将微观基础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分析工具。

　　瑞典皇家科学院称，伍德福德模型的革命性之处，正在于它纳入了霍尔的结果。二人的工作共同构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支柱。

　　这一“新凯恩斯”框架，已成为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机构分析经济波动与政策响应的重要工具。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央行在零利率环境下使用前瞻性指引、强化政策沟通，背后就有这类理论的影子。美联储2012年前后采用门槛式前瞻指引，与伍德福德关于零利率下限和预期管理的研究方向一致；欧洲央行、英国央行也将“预期管理”纳入政策实践。

　　不过，这一框架也有边界。标准模型对金融部门的刻画较为简单，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它在处理信贷紧缩和金融不稳定方面的不足，此后大量研究致力于在框架内引入金融摩擦。

　　曾刚介绍，模型对家庭异质性的处理也在不断深化，“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模型”（HANK）正是沿着霍尔与米什金关于受约束家庭的思路发展而来。此外，理性预期假设本身也持续受到行为经济学的挑战。但这些发展并未否定两位获奖者的框架，反而说明它提供了一个足够坚实的基准，让后续研究得以在其上识别偏离、不断扩展。

　　伍德福德也曾强调，央行要在“规则”和“相机抉择”之间保持平衡，纯前瞻性承诺并非万能。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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