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降息为何有时难以带动投资？经济下行时，失业为何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央行的政策信号，又为何会影响企业和居民当下的决策？

　　这些看似朴素的问题，构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重要命题。

　　当地时间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和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共同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指出，两位获奖者开发了新一代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我们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依托这些模型，及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得以平抑经济的高峰与低谷。

　　两位经济学家研究方向各有侧重：霍尔长期研究就业、失业与经济波动，伍德福德则是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共同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转变——分析经济波动，不仅要观察经济总量的变化，还要解释家庭、企业等微观主体如何作出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影响整个经济。

从凯恩斯到“滞胀十年”：

旧模型为何失灵

　　公告回顾，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近一个世纪前提出相关理论以来，稳定政策一直被用于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衰退期通过降息、扩大预算赤字提振经济，过热期则反向操作。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式显露失灵迹象：它未能压低失业率，反而推升了通胀，西方经济由此经历了“滞胀的十年”（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并存），不少舆论因此主张稳定政策弊大于利、应予废弃。

　　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模型主要依赖通胀、产出、消费等宏观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比如“菲利普斯曲线”假设失业率低时通胀就高，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但这种关系在70年代彻底断裂了——统计关联一旦失灵，模型就失去了预测能力。

　　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突破在于没有将模型建立在宏观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之上，而是转而从微观经济基础重建模型：即考察千千万万家庭与企业的总体行为如何通过各自决策影响整体经济。

　　公告特别强调，这批模型的核心设定之一，是家庭与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定价时具有前瞻性。当政府与中央银行就政策计划作出清晰沟通时，便能影响这种对未来的预期，进而将经济引向正确方向。

失业为何不会随着经济回暖立即消失？

　　霍尔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涉及消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解释经济波动为何会引起就业和失业的显著变化。

　　在经济下行期，企业订单减少，往往会放缓招聘甚至裁员。但即使经济开始复苏，失业率也未必立即回落。

　　原因何在？找工作并非简单的供需匹配。劳动者需要寻找合适的岗位，企业也需要筛选合适的人选，双方匹配需要时间。此外，工资并不会随着经济环境变化而随时、充分地调整。

　　霍尔的研究将劳动力市场中的搜寻摩擦、工资黏性等因素纳入经济波动分析，帮助经济学家理解失业为何会持续，以及经济冲击如何传导至就业市场。

　　这使宏观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更贴近现实：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并非简单、即时的对应关系。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劳动力市场自身的运行机制，才能更准确地判断经济波动的影响。

央行不仅要调利率，还要管理预期

　　与霍尔侧重就业和经济波动不同，伍德福德的研究聚焦现代货币政策理论。

　　伍德福德1955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奇科皮，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耶鲁法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1983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利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系统阐述了现代货币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研究利率政策如何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与决策，作用于通胀和经济。这本著作提出的基于微观基础的完整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范本。

　　这一研究思路，可以从一个日常问题理解：央行降息，为什么不一定能立即刺激经济？

　　因为企业是否扩大投资，不只取决于当下的贷款利率，还取决于它们对未来订单、销售和利润的判断。居民是否增加消费，也与对未来就业和收入的预期有关。如果市场对经济前景仍然悲观，融资成本下降未必足以改变企业和居民的行为。

　　因此，货币政策的作用不仅在于调整当前利率，也在于影响市场对未来的判断。央行如何解释政策目标、如何传递未来政策方向，可能改变企业和居民当下的决策。

　　这也是“前瞻性指引”受到关注的原因。前瞻性指引的概念源于伍德福德1999年提出的货币政策惯性理论，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央行沟通来管理公众预期。它并不意味着央行能够完全控制市场，而是强调政策沟通本身也可能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前瞻性指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多国央行广泛实践，并在此后不断演化。

从理论模型到政策实践

　　两位获奖者的研究为何重要？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它们为政府和央行制定稳定经济的政策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评价道：“两名获奖者的研究为世界各国目前使用的经济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等经济冲击。”

　　如今，这套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理论框架，已被全球各地的央行和财政部门广泛采用。从美联储的利率决策到欧洲央行的通胀目标管理，从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新冠疫情后的经济重启，背后都有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理论身影。

　　当然，模型并不能消除经济的不确定性，也无法保证政策总能达到预期效果。但它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更系统地分析经济波动，避免仅凭宏观指标之间的表面关系作出判断。

　　从失业为何具有持续性，到利率政策如何影响市场预期，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微观决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联系。理解经济，既要看增长、就业和物价等总量指标，也要看这些指标背后的家庭与企业如何行动。这正是两位获奖者的研究为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重要启示。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原标题：深度解读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责任编辑：126)